【聚熱點】2017中國轉型升級如何發力?代表們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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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代會進行時

2017年春天的畫卷已經開啟。和煦的春風裡,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齊聚北京。今年,是中國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經濟新常態下,深化改革提高供給質量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2017年,面對更為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應如何發力?對此,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迴應:“大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深入實施《中國製造2025》……完善製造強國建設政策體系,以多種方式支援技術改造,促進傳統產業煥發新的蓬勃生機。”“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提升科技創新能力……”

力量一旦給定方向,就會轉化成為能量。本期我們特邀四位全國人大代表一起暢談他們的強國夢想。

對話嘉賓

許振超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朱誌遠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科技大學黨委書記

張有喜代表:山西省大同煤礦集團董事長

沈琪芳代表:浙江省湖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湖州農民學院院長

“質量之魂,存於匠心。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了打造一支強大的產業工人隊伍於“質量時代”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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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無論是綠色製造還是智慧製造,無論是提升質量還是打造品牌,最終都是靠高素質人才來實現的,都離不開體能充沛、精神飽滿、技術熟練、管理高效的產業工人。讓他們安居樂業,健康幸福,專注於某一領域的技能發展,才能為“中國製造2025”提供源源不斷的最基本、最關鍵的人力資源,實現製造強國的宏偉目標。

目前,中國產業工人的現狀如何?該從哪些方面提升整體素質,該如何打造人才培養體系?記者就此採訪了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許振超。

今年67歲的許振超是青島港集團第一代橋吊司機,他曾創造出“一鉤準”“一鉤淨”“無聲響操作”等多項技能,是新時期產業工人的傑出代表。2008年他當選全國人大代表,2013年連任,是為數不多的產業工人代表。

“任何一個工業強國背後都有一支技術精湛、道德良好的技術工人隊伍。但當下社會,漠視、輕視普通勞動者的現象屢見不鮮。整個社會環境對於技術工人的成長,對於培養工匠精神是非常不利的。”許振超向記者講述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商場內,一個小孩在哭鬧,服務員正好過來掃地。當服務員離開後,家長竟然指著服務員的背影對小孩說:“你不聽話,不好好上學,將來就得來商場幹這個。”

許振超認為,國家在提高普通勞動者社會地位尤其是經濟地位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且不良後果已經開始顯現。他舉例說,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床生產國,同時也是最大的高階機床進口國。“兩個最大,說明我們的低端產品太多,高階產品不足。而正是技術工人尤其是高階技術工人的短缺,導致我們生產不出高精尖的產品。”

許振超告訴記者,中央深改組第32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新時期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針對影響產業工人隊伍發展的突出問題,創新體製機製,提高產業工人素質,暢通發展通道,依法保障權益,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術會創新、敢擔當講奉獻的龐大的產業工人隊伍。

“我瞭解到,負責職工職業技能教育工作的首先是人社部、教育部,然後是工信部,可能發改委還有一部分職能。國家已經出臺了改革方案,我希望儘快把一些原則落實下來,全國的技術工人都在關注著利益怎麼保障、素質如何提高。”許振超打算向大會提交“製定職業技能開發法的議案”。

在這份議案初稿中,許振超寫到:“職業技能開發立法對於加快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穩定和促進勞動者就業有著重要意義,建議建立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技能開發製度,加大政策支援與激勵力度。”

2017年,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是改革向縱深推進之年。如何激發科研創新能力,以創新驅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成為擺在中國轉型升級道路上的一道考題。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完善對基礎研究和原創性研究的長期穩定支援機製,建設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技術創新中心,打造科技資源開放共享平臺。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深化人才發展體製改革,實施更加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廣聚天下英才,充分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定能成就創新大業。”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院長、上海科技大學黨委書記朱誌遠認為,報告關於科技創新的論述振奮人心,必將為中國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轉型升級提速添翼。

對於如何提升創新能力,朱誌遠認為,首先要激發創新潛能。“激發創新潛能是一個強國的使命。對任何一位從事科學、從事教育的工作者來說,強國的使命是激發潛能的重要因素。”他提出,創新的整個過程需要改變傳統的思路。“創新思維怎麼來?一個重要來源是學校培養人才。同時,對於在職人員來說,如何用創新思維來指導工作,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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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誌遠代表說,對於科技創新,僅靠企業自身的科研能力遠遠不夠,企業要善於運用別人的頭腦,用別人的力量來為自己服務。這就要求企業做好市場戰略分析,積極與科研機構和院校合作。“但現在很多高校的技術研發和企業應用的角度並不一樣,還需要政府主管部門在中間加以協調引導。”

重突破也要重轉化。如何讓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成為企業的產品,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據瞭解,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國務院於2016年印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幹規定》,其中明確,通過轉讓或許可取得的淨收入及作價投資獲得的股份或出資比例,應提取不低於50%用於獎勵,對研發和成果轉化作出主要貢獻人員的獎勵份額不低於獎勵總額的50%。同時,各地方政府也據此製定了相應的鼓勵政策。但即便如此,科技成果轉化依舊有難度。

對此,朱誌遠代表認為,從科技供給側方面來說,科技創新有質量、有核心的技術還是偏少,最終影響到後續的產業化程式。而且,在方法和模式上沒有真正把科技成果運用到實踐當中,要有專門的工具、專門的方法解決諸如智慧財產權管理、智慧財產權轉讓轉化等問題。“另外,轉化的生態環境還是比較脆弱的。現在政策利好很多,但吸收或者消化得還不夠。簡單來說,我們要解決轉化的成效,需要有好的種子,還要有一個好的培育體系,從發芽到生長、結果,整個過程需要一個很好的生態。”

“過去一年,以鋼鐵、煤炭行業為重點去產能,全年退出鋼鐵產能超過6500萬噸、煤炭產能超過2.9億噸,超額完成年度目標任務,分流職工得到較好安置。”“今年要再壓減鋼鐵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

這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容的表述。對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去產能即是做減法。

“去年兩會時,代表們一見面就問我,日子難過吧?今年大家問的是,日子好過了吧?”這是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同煤礦集團董事長張有喜在3月5日下午審議發言的開場白,他對去產能給煤炭行業帶來的變化深有感觸。

作為煤炭大省,2016年,山西共關閉煤礦25座,退出煤炭產能2325萬噸。其中,年產能90萬噸的煤礦10座,年產能最大的達500萬噸。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煤炭企業的日子也逐步開始好轉。到2016年9月,山西煤炭行業當月淨盈利7.9億元,結束了連續26個月的全行業虧損,進入良性發展通道。

已逐步渡過陣痛開始嚐到甜頭的煤企,將去產能看作調整結構、轉型升級的良機,但與此同時,一些製度設計的優化也成為他們關注的重點。

“煤炭行業今年好於去年,這是中央宏觀政策的良好效果。有關部門要配套完善去產能相關政策,嚴格限制劣質煤炭進口。”

去產能既是一個優化結構的過程,更應該是一個行業優勝劣汰的過程。“去產能騰出的市場卻被很多中間商進口的劣質煤佔據,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關注。”張有喜代表認為,大量劣質煤通過中間商進入國內衝擊了煤炭市場,這些煤高硫、高灰分,會嚴重汙染環境,限制它們進口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有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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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進口的2.5億噸煤炭中,五分之一是全國五大電力集團進口,其餘的五分之四都是煤炭貿易商進口的,也就是一些個人、投機商在向國內輸送國外煤炭。”張有喜代表提出,限制煤炭進口,主要應該限制這些個體、投機商進口劣質煤炭。

對於進一步去產能,張有喜代表建議,要在煤炭行業繼續堅持276個工作日製度。

2016年2月,在煤炭等行業產能過剩、出現虧損及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國務院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等政策出臺,規定從2016年3月1日開始,按全年作業時間不超過276個工作日重新確定煤礦產能,原則上法定節假日和週日不安排生產。

“去產能、減產量、保增長,從企業的角度來講,主要是去產能、減產量。產量怎麼減下來?這主要得益於276個工作日製度。山西是全國率先實施去產能的省份,帶頭實施去、減、保,這也是山西去年提前完成去產能任務的重要原因。”張有喜說。

“我建議,應當堅定不移地繼續執行彈性276個工作日製度,比如,在煤淡季採用276個工作日製度,在煤旺季採用330個工作日製度。我認為,它是維護煤炭供求基本穩定的一項重要製度,應當繼續嚴格執行。”張有喜表示。

以“匠心”育“匠人”

“作為製造業大國,在‘中國製造2025’的背景下,全社會不得不面對這樣的隱憂:各類技能人才儲備不足,能工巧匠短缺,尤其是工匠精神普遍缺失。”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湖州農民學院院長沈琪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將目光聚焦“中國製造2025”背景下能工巧匠短缺的問題。

《中國製造2025》是我國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的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其中提出,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基本方針,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整體推進、重點突破,自主發展、開放合作”的基本原則,通過“三步走”實現製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第一步,到2025年邁入製造強國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國製造業整體達到世界製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製造業大國地位更加鞏固,綜合實力進入世界製造強國前列。

“在這樣一種大國戰略的引領下,育好‘能人’、用好‘能人’成為一種必然選擇。”沈琪芳說。她通過實地調研發現,目前,在能工巧匠培養上存在著落後陳舊的社會觀念:對技能人才的輕視,嚴重影響能工巧匠的良性發展;因培養週期長、養不起、留不住,企業對技能人才培養積極性不高;校企合作保障機製儘管已搭建起來,但缺乏有效措施,執行困難;能工巧匠培養缺乏社會參與,特別是行業協會的作用遠未發揮到位……

“能工巧匠的培養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牽頭,各部門、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社會培訓機構明確職責、明晰事權、通力合作,構建高效、規範、長期的多元化、市場化培養體系。”面對社會專門人才培養的種種癥結,沈琪芳代表開出良方。

沈琪芳代表認為,培養能工巧匠要充分發揮行業、企業的主體作用。具體而言,要從三個方面發力:一是行業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做好本行業能工巧匠需求預測和培養規劃,促進行業企業辦好自有培訓機構,著重開展新技術、新工藝、新裝置、新材料的培訓。二是企業將培養能工巧匠納入企業中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開展高技能培訓的費用從職工教育經費中落實,保證專款專用;對在高技能培訓和考核鑑定工作方面成效顯著的企業,政府給予一定的獎勵和稅收優惠。三是建立企業技能大師工作室製度和技師研修製度,探索名師帶徒弟和技術交流等方式,鼓勵企業技能大師工作室承接高階社會培訓任務,對貢獻突出的技能大師工作室給予政府獎勵。

“職業院校及在職培訓機構也是培養能工巧匠的主陣地!”沈琪芳說,一方面,要重點發展對接《中國製造2025》的專業,為培養能工巧匠夯實基礎;另一方面,要發揮高階技工學校、技師學院及高職院校的能工巧匠培養示範作用,提升辦學層次,在現有規模上積極發展技師學院、高階技工學校和骨幹名牌專業。

培養能工巧匠,校企要合力做好“加法”。 沈琪芳代表認為,要搭建好能工巧匠培養院校與企業對接平臺,探索校企合作網路辦事機製。同時,要依託行業優勢開展校企合作,推進校企股份合作模式,共建產學合作機構、共建培訓專業、共建課程、共建實踐基地等,形成能工巧匠培養的強大合力,大力推動《中國製造2025》國家戰略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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