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怎麼了?這個行業如何陷入混亂和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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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薄利,加盟商虧損,

一場爆倉引發了快遞業的恐慌

2016年12月8日,因工資未發放,圓通快遞陝西省寶雞市橋南分部多名快遞員拒絕送貨,近4000件包裹堆積如山,3天未派送,不少市民隻好進倉庫自己翻找。圖/CFP

快遞網點爆倉背後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 毛翊君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6日總第794期《中國新聞周刊》

“爆倉”的消息是2月11日大面積傳開的。“海澱花園橋的圓通是在地球消失了嗎?”的帖子源於圓通快遞貼吧,實際上,這已經是圓通北京花園橋站點停擺的第八天。

從大年初九開始的四五天里,圓通花園橋站點的負責人湯柏萬騎上一輛快遞員的送貨三輪,帶著本該上高二卻輟了學的兒子,從位於北京海澱區四季青杏石口路43號的倉庫去往花園橋站點所在的區域。早上8點到晚上7點,兩人共送出七八十件快遞,對於本應由十餘個快遞員每天分別完成三四百件的派送量而言,他們兩個人的派件量遠追趕不上貨物堆積的速度。

繼這份網帖之後,“圓通倒閉風波”開始持續發酵,坊間又流傳出一份“圓通異常網點”名單,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廣東、河北、湖北、河南等省市的部分網點均出現無人派件或直接退回的情況。這導致剛上市不久的圓通速遞有限公司股價一度下降超過10%。

無獨有偶,據《新聞晨報》2月13日報道,上海申通盧灣公司,由於快遞員紛紛辭職,快件無人派送,公司已倒閉,所積壓快件由其他申通分公司接手處理。

20年前發端於浙江省杭州市桐廬縣的“三通一達”,由“黑戶”起步,在跳上電商的快車道後,沒有喘息地瘋狂生長。為了控製成本,他們以加盟店的方式,售出代理權;市場競爭造成壓價後,利潤緊縮,危機層層傳導。員工的信任感和歸屬感極低,導致罷工爆倉頻發。

2月16日,圓通速遞有限公司在官網發表聲明,表示圓通速遞整體運營正常,包括北京區域在內的快件攬收均正常進行。

被“取消”的加盟店圓通海澱花園橋站點的倉庫大門緊鎖,三四輛汽車擋在門前,牆體露出掉色的灰粉,窗戶緊閉,看不出這個30平方米的房里還有人跡。

但湯柏萬,這個被輿論以為“已跑路”的圓通加盟公司老板並沒有離開。

要不是這次軍心全面潰散,湯柏萬不會有機會再次撞見自己13年前的模樣。那是2004年,快遞江湖的故事剛剛開啟,23歲的湯柏萬看著申通、中通、圓通和韻達走出了他們的桐廬縣,越做越穩固,終於,自己也被親戚拉入圓通大軍。

他放棄汽修專業,加入快遞隊伍。在江南踩著自行車,送出一單快遞就有四五元的收益,隻要車輪踩得夠快,每天100單妥妥的。

兩年後,他也成了加盟店的小老板,再以3000元底薪把老鄉招致麾下當主管,這個底薪在那時稱得上“高薪”了。

湯柏萬至今還是願意讓人知道,他和圓通的“老板娘”張小娟是發小,申通老板陳德軍比自己高一學年,“小時候在學校里一起打架”。

2017年春節後,一直到正月十四,每天都有四五百件快遞貨品遞到湯柏萬的加盟店,快遞散亂堆放在湯柏萬的加盟店大本營,任憑他給發小的總公司打電話求助,“他們不管”。

站點的23名快遞員在大年初七得知,湯柏萬的飛亮快遞有限公司被總公司取消了經營權,已經由一家名為“錦繡大地”的快遞有限公司代替。除了十餘名快遞員轉入這家新公司,其他人都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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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忽然沒了,我們沒人敢碰剩下的快遞,怕出了問題說不清。”跟了湯柏萬兩年的快遞員車遲是轉入新公司的其中一名,“總公司說,在新公司干滿一個月才能結算之前的工資。”他留下是為了在這個月結束時,要回“欠了一年的15萬工資”。

圓通公開的說法是,在2月10日已經由圓通速遞北京轉運管理部和網管部組織40餘人轉移積壓快件,將在17日派送完成。

2月20日,《中國新聞周刊》見到湯柏萬時,他顯得謹慎而疲憊,手機頻繁響起,“不敢接。雖然我不干了,但公司的代碼還沒取消,作為法人,仍然有快件掃到我的代碼上,其間產生的不少延誤和遺失,客戶都會打到我手機查詢。如果我心態不好,說圓通倒閉了,你怎麼想?我要是心態好,又一時半會兒跟你解釋不清。”

爆發性增長2006年,北京北太平莊動物園小區。一個老房子里的套間,小走廊延伸出一個客廳和衛生間。湯柏萬和妻子萬佳和以每月2000元租金,在這里組建七八人的團隊。

因為親戚召喚,湯柏萬從溫州北上幫忙;又因為朋友一句玩笑話,他借了30萬元買下站點做加盟。“是福也是禍”,如今他對這個決定感歎不已。

那一年5月,圓通在快遞公司中搶先跟淘寶網開始了物流合作。依靠電商的紅利,“三通一達”為首的快遞企業被捆綁到這巨大的輪盤中,通過省、市、區層層售出區域代理權的加盟模式圈地,競爭日趨白熱化。

最紅火的時候,湯柏萬的員工將近20人時,他的房子容納不下了。2008年,他搬家了,新辦公點房租到了兩萬,出租房里的一切是他所有的家當,他同時也辦下了營業執照,成為飛亮快遞有限公司的法人。

此後因為拆遷,他接連又換了三個地方。這讓他有了點小目標——“想著一年要賺個兩百萬,就是看著這點錢的面上,在北京待了十來年。”

在新《郵政法》實施的2009年以前,還算作“黑戶”的民營快遞企業已經讓湯柏萬這樣的區域加盟商獨自稱霸一方,“每年五六十萬的純利潤在那時相當可觀!”

每逢過年,快遞大軍從四面八方返回桐廬,場面壯觀。“開豪車的是(做)中通的,韻達就是國產系列,圓通開著小面包車。”2007年的春節,湯柏萬開的是前任老板留下的快報廢的金杯,次年,他換了輛二手車。2008年,他買下一輛嶄新的金杯,開心地從北京駛回家鄉時,入眼的卻都是路虎、寶馬。

除了還款,他把利潤全部再投入業務里,添置新的設備。“大老板是老家的人,都會照顧的吧”,那時,湯柏萬心里對自己做這一行無比堅定。

2010年,家鄉桐廬縣被中國快遞協會授予“中國民營快遞之鄉”稱號,跟著湯柏萬一起起步的老員工卻相繼離開,最初的七八個員工陸續走得一個不剩。湯柏萬現在回想起來,隻把原因歸結為後來就近擴招了北方的人,“廚師做面食,他們吃不慣。家鄉也有人做快遞,他們拿了點錢,就往南方各處發展”。

湯柏萬和萬佳和也從沒想過要留在北京,2011年他們在桐廬縣城按揭買了一套每平米7000元的商品房,想著再拚幾年回去裝修,結果一直擱置到現在。

2013年,欠的債終於還完了,湯柏萬忽然後悔了,後知後覺的經濟頭腦才醒悟過來,“當年應該把在老家買房的錢投入北京買房......”

正是這一年的“雙11”,當晚申通、圓通、中通、韻達先後突破1000萬業務量,各項數據幾乎均比上一年翻了一番。電商平台出現爆發性增長,其物流幾乎被民營快遞覆蓋。

競相壓價據國家郵政局的統計,在2013年9月,韻達的投訴率為31%,比2012年同比上漲一倍,“三通”均在10%左右。

總公司對日益增長的加盟商鞭長莫及,面對投訴,隻能“以罰代管”。湯柏萬正是在2013年開始深刻感知到了在惡性競爭和罰款之下,快遞行業的混亂和急轉直下。

2015年11月,一直討厭北京的明亮亮還是被好友勸來一起打拚。好友帶他見湯柏萬前告訴他,“老板欣賞當過兵的。”

這年年末,圓通以830.6萬件/天的業務量登頂全國快遞業之首。明亮亮被分配到花園橋站點分管首都師範大學區域,剛入行就經曆了“雙11”,收獲頗豐的他決定以一年20000元押金,向湯柏萬承包下這個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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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包商,除了押金,明亮亮還得花4000元/月的租金租下校門外的一間13平方米的磚房,再花3000多元買一輛三輪從倉庫拉貨。在他的隔壁緊鄰著韻達,接著依次是中通、百世彙通、順豐和EMS。

而他的收益主要是每送一個快遞到收件人手上,獲得1元的快遞派費,以及取件寄送的差價。加盟商和快遞員在收取快遞時,可以在總公司給的固定成本價上,略有浮動以獲取盈利,這部分差價是他們收益的主要來源。

對於明亮亮而言,在這個校區,每天針對學生的收件量基本穩定在二三十個,去除成本價大約日賺100元左右。而真正的收益則來自於與其他快遞公司打價格戰爭奪淘寶微商。

在圓通公開的價目表上,從北京寄送至江浙滬地區的快遞,起步的首重定價在12元。為了爭奪客戶,明亮亮的競爭對手們相繼把價格壓到了10元。更嚴重的時候,在學校快遞高峰期的放假前後,尤其是畢業季,首重價格壓到一公斤3~4元錢。明亮亮偏偏固執地捍衛自己在價格上的尊嚴——“一分錢都不便宜”。

整個畢業季結束,明亮亮算了一下,如果壓價也不過多賺個一兩百塊錢,“價格壓下去就特別難起來,其實他們發6個人,我就相當於隻要發3個人”。明亮亮對維持在學生中的人緣顯得自信。

而自信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有個“秘密的渠道”——一個附近的中通加盟商跟他交情甚好,收他4元的發貨費讓他賺差價,更讓他感動不已的是,每次他算好了發貨費要給這哥們兒,最終人家總是仗義地沒有要。

明亮亮就瞞著湯柏萬,把自己發展的淘寶微商的三四百件批量光盤,以這個渠道賺到全額收費,不掃進圓通系統。

價格越壓越低,利潤被壓縮到以“毛”為計算單位的空間。在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發布的數據里,快遞業的毛利潤已從2007的約30%下降至5%~10%。

“現在快遞公司的包裹業務,主要集中在電子商務上,而這一塊的價格戰也最明顯,最激烈。”某快遞公司廣州分撥中心總經理在一次采訪中透露,國內快遞公司為了搶市場,零利潤甚至是虧損也要做。在快遞企業快速跑馬圈地的同時,其服務能力和盈利能力不足的問題也日趨明顯。

據國家郵政局的統計,2016年我國快遞業務量完成313.5億件,同比增長51.7%。與業務量一同爆發式增長的是投訴率。國家郵政局發布的2016年11月郵政業消費者投訴情況報告顯示,消費者總申訴量為225535件,其中快遞業務占96.9%。

而目前中國快遞市場有大中型快遞企業20多家,多以加盟式企業為主。在電商快遞市場,加盟式快遞更是占比超過70%,對他們的投訴率也高居不下。加盟式企業的粗放式管理,一線人員高流失率,都造成服務質量難以提升。

層層轉嫁的罰款明亮亮向公司要來2016年10月和11月的工資明細單,卻看得不明所以。

他這兩個月的總收入加起來為25061元,而旁邊的條目中列著他需要支付給公司的費用:包括發貨費分別為4119元和5380元,遺失件的罰款4672.94元,11月升級投訴罰款6000元等等各項目支出共計23868.94元。兩個月下來他的收入所剩無幾。

升級投訴,意思是客戶在第一次投訴到快遞客服而沒有得到滿意解決之後,再次投訴到郵政管理局。按照再次投訴的次數,罰款金額在1000~5000元不等。“一般被投訴了,我們會收到客服發來的單號和客戶電話,就得趕緊溝通,一邊消除投訴。”明亮亮反複看著寫在明細上的數字,完全想不起曾收到過任何被投訴的信息。

明亮亮至今記得有一個女學生。他中午正忙著整理已堆積到門店外的快遞,並挨個發短信通知取件人,那個女生在取了快遞後讓他幫忙拆封。“這里有刀子,你自己拆吧,我正忙著呢”明亮亮沒有抬頭,女孩表示不滿,剛走到門口就舉起電話打給客服投訴。明亮亮隨即收到了客服的電話,他急了,衝著客服喊,“你要扣多少就扣多少吧!”

對於罰款規則,明亮亮從沒有看見過任何明文規定。他想起在老家太原做圓通快遞的朋友,當時朋友被拖欠工資,他以為是那個加盟商老板的問題,“我才知道原來到哪裏都是罰款。”

據《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一線快遞員有118萬,其中五成以上月收入在2000~4000元,近八成工作時長達8小時以上,促銷旺季達12個小時。

他想找湯柏萬要回這些錢。然而,湯柏萬和妻子面臨的罰款和下遊承包商是相似的,甚至更為劇烈。

“單是淘寶罰款,就有三四項。虛假簽收,罰200元。系統顯示延誤,一單罰款10元,總公司在系統里扣;如果是發件區的圓通公司上報總公司,因派送延誤,會罰200。”湯柏萬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快遞員每送一單快遞的派送費隻有一元,為了避免因延誤處罰更多的錢,有時就會提前打下“簽收”,而此時客戶如果投訴沒收到,就容易產生投訴、甚至升級投訴的情況,造成快遞員虛假簽收的罰款。

在湯柏萬的財務萬佳和手里,有一份詳細的2016年總罰款單,里面分列了遺失、延誤、淘寶處罰、升級投訴、錯發、問題件等10個罰款項目。其中,單單一個備注名為“末端延誤自動處罰”的記錄下,應付款項為“1022171.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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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益好的年份,罰款在60萬元。效益不好的去年,大約總共罰了150萬元。”湯柏萬搖搖頭,“近來沒有盈利,很多網點也都是借的高利貸。”

2月底,一個包含北京圓通95個加盟商老板和區域高管的“北京區域總經理”微信群里,傳出一張執行時間為今年2月1日的處罰標準截圖,新標準略微下調了自動處罰和內部虛假簽收的處罰標準。

這並不能解除湯柏萬夫婦對快遞公司“把風險轉嫁到自負盈虧的注冊分公司”模式的質疑。

“總公司對我們加盟店也有業務量的要求。去年是平均每天要完成4000單收件,少一單罰3毛。”在湯柏萬的說法里,這也是加盟商以下的承包商寧願壓價取件的原因。

這層層轉嫁下來的份額壓力也是員工紛紛離開湯柏萬的根本原因。

明亮亮稱,去年4月湯柏萬因為找不到承包商,讓他又接手了兩個區域。

因為缺人,去年“雙11”期間,怕站點會因遺失、延誤等等原因招致罰款,於是,在已有30個快遞員的情況下,湯柏萬又臨時以一單派送費3.5元的高價,額外請了40多個臨時快遞員。“最後虧了一二十萬。”

每單快遞,加盟店從總公司那收取1.5元派送費,支付給快遞員1元,湯柏萬表示,在圓通公司去年10月上市之後,加盟店還要給總公司開具發票,扣除稅點,“實際收到的是一單1.33元。”

除此之外,加盟店從取件收費中,要支付給快遞員10%的提成,同時向總公司支付每張2.75元的面單費和按路程及重量計算的中轉費。剩餘的錢,再支付相應的成本支出——包括後勤、司機、話務員在內的六七十號員工工資、夥食、話費,每年30萬元的房租等等......

在高額的成本和罰款之下,2016年9月底,湯柏萬發不出工資了。

他不避諱跟員工承認自己經營不善,他去找了公司管理處,“甩掉”了他所經營的北京四環內部分,以37萬元賣出了原經營範圍2/3的區域。

然而,“37萬元的轉讓費我沒有拿到,我隻能讓新公司給員工結賬。”明亮亮所在校區正處在四環里,他因此在2016年12月3日公司正式拆分之後,轉去了新公司的慈壽寺站點。10月和11月的那份工資明細就是在這時候拿到的,但他並不知道該找誰來討說法。

他覺得“上當了”。新公司每天分發在他們區域的快遞隻有100多件,而原先他的站點都有300多件。

正在湯柏萬為發不出工資焦頭爛額的時候, 2016年10月20日圓通速遞有限公司成功借殼上市,成為中國快遞行業首家上市公司。其公開的第一份財報成績也頗為可觀,2016年1~9月實現營業收入113.95億元,同比增長43.53%;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利潤9.76億元,同比增長90.74%。

出局明亮亮舉起兩隻手看了看,“去年手哪兒能這麼白。”他從年前就已經不再干活兒了,自己都覺得原來天天被快遞上的灰塵包裹的手干淨了許多。

2016年12月初,明亮亮所租的房子因“民房商用”和“無照經營”被工商城管在聯合執法中拆了牌子。但每天仍有400多件快遞不斷送來。店外不讓堆放,明亮亮隻能讓他所在區域的快遞滯留在倉庫等件,有的收件人自己來取件,於是,每天系統自動統計遺失件,“快瘋了!”明亮亮跟哥們兒隻有挨個去找取件人開證明。

他跟新公司老板說,“遺失件太多了,罰款太多了......能不能想想辦法,向上面反映一下特殊情況......”沒有得到幫助,他決定,派送完倉庫滯留的3000件就不干了,“12月白干也認了。”

湯柏萬也承受不了罰款,資金鏈早已斷裂。圓通華北管理區換了負責人後,曾暗示他們不要再干了,湯柏萬不甘心。

大年初三,夫妻倆去“老板娘”張小娟家拜年,順便報告自己新年計劃,希望公司不要取消自己的經營權。

大年初七,他又去上海總部找了張小娟的叔叔、圓通副總再次協商,總部網管部接待了他,讓他簽轉讓協議,湯的條件是:減免罰款就簽。最終雙方不歡而散。

湯柏萬沒想到的是,自己和家人還在上海,北京已經接到了公司被取消經營權的消息。

大年初九,湯柏萬一家飛回北京時,員工來找他,討要工資。“總公司找到人接盤,把我們踢出局了。”

對圓通北京花園橋站點被直接取消經營權導致快遞爆倉事件,圓通公司北京辦事處主任錢衛華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我不方便回複業務方面的問題。我們不可能取消他們的加盟資格。”圓通品牌部高級經理王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總部對加盟商質量是有考核的,每個月度和季度按服務質量排名,服務質量跟不上就會被總部約談,再培訓,實在跟不上是有可能解除經營權的。”

無論如何,湯柏萬經營的花園橋站點還是消失了。

之後,在北京區域總經理微信群里,一位管理層人員發出了一則關於應對輿論的處理辦法:“各位:所屬區域不營業的分部場地、門店logo要及時拆除,同時留下貨場遷移的信息,客服和運營的電話確保暢通。通知客服接電話時,對於問快件滯留及服務質量的電話,不隨意回答內部調整,表示正常運營,感謝關心,有問題反映的話,查詢後馬上回複。要求快遞員不得隨意接受采訪。但可以明確說,圓通快遞服務正常。”

面對行業薄利、加盟商虧損,總部不能給網店提供利潤,還要對投訴、延誤、遺失等類目收取高額罰款等現實情況,2017年2月11日,圓通速遞董事長在訪談中坦承,“三通一達”70%的訂單仍都來自於電商件,而電商成倍增長的階段已經過去。中國快遞已經到了需要開始真正差異化的時代。

談到未來的打算時,湯柏萬沮喪又半開玩笑地說,“回家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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