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中法戰爭協調:法國為什麼著急和中國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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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八五年一月七日,即茹費理拒絕中國的新方案並表示將依靠武力解決問題、英國政府的調停歸於失敗的同一天,赫德電令金登干立即去巴黎。表面上,金登干的使命是去同法國政府直接商談一隻中國海關供應船“飛虎”號的釋放問題(這隻船是一八八四年十月在台灣的安平港外被法艦扣留的);實際上,赫德是借“飛虎”號同茹費理建立聯系,以便他能“自己著手”處理不絕如縷的中法和議問題。英國外相立刻表示“很誠懇地支持金登干直接與茹費理接觸”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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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日,金登干到了巴黎。二十四日當他第二次同茹費理晤面的時候,便乘機轉達了赫德促進中法和議的願望,並探詢法國是否有可能接受上年年底由赫德代清政府擬定而經英國政府非正式地提交給法國的方案。茹費理再一次表示不能接受,但很希望赫德“勸告總理衙門”直接提出新的方案。赫德在經金登干而與茹費理開始建立直接接觸的時候,就曾表明他與清政府“最高當局有直接聯絡”,因而是一個很好的促進和議的媒介。茹費理顯然是想利用這條途徑來推進法國自己的侵略利益。

  二月初,總理衙門告訴赫德,清政府可以不再爭越南“入貢”,隻希望在中國滇桂邊外劃一條禁止法國人進入的界線。法國不同意這樣的辦法。在二月內的會晤中,茹費理一再向金登干說明:要想認真談判,中國必須提出新方案;法國必須占有老街;中國必須提供履行條約的擔保。但他沒有再提賠款或賠款等價代替品的問題。

  這時戰爭的情況已轉為對法有利。在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和次年一月初,在北越東部戰場上,粵、桂軍與法軍有過一些戰鬥,還是互有勝負。但到二月初,法軍在經過充分準備後大舉進攻,中國軍隊接連敗退。二月十三日侵略軍占領諒山,十天以後且一度攻陷鎮南關(今名友誼關)。北越西路方面,中國軍隊圍攻宣光已久,但不能攻下;法軍既得諒山,且能分兵向宣光守軍增援,於是滇軍及黑旗軍更難以東下與桂軍聯成一片。與法軍在北越得勝的同時,法國又以軍艦在中國沿海進行騷擾,二月中旬,中國兵船兩艘在浙江石浦被擊沉(一說自沉)。軍事上的這些變化加速了和議的進行。

  中國在中法戰爭期間,對籌措軍火軍餉的問題深感困難。清政府這時對借外債還有顧慮,但不得不一借再借。從一八八三年九月到一八八五年二月,直接用於軍費,以廣東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規越、滇桂借款等名義向彙豐銀行等所借的外債共計七次,總數約為庫平銀一千二百六十萬兩。盡管兩廣總督張之洞還說出“中法戰事,若有洋款可借,則洋軍火可買,雖相持一年亦無慮”這類的話,但軍事一遇挫折,清政府已先動搖起來了。

  二月二十八日,赫德得到清政府的批準,向茹費理提出如下的議和草約:第一款,中國批準李福天津簡明條約,法國別無所求;第二款,雙方停戰,法國立即解除對台灣的封鎖;第三款,法國派公使到天津或北京議訂詳細條約,然後雙方規定撤兵日期。同時清政府正式授權金登干與法國代表進行談判並簽訂初步條約。這里,清政府又全部同意李福天津簡明條約了,這滿足了法國的一個基本要求。

  法國政府這時的政策是:乘勝講和,以保證自己在和議中的有利地位。這樣的政策是由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就法國內部來說,由於茹費理政府在以武力侵略越南與中國的同時,還進行著侵略馬達加斯加島的戰爭,軍事行動曠日持久,已引起國內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

  就法國的對外關係來說,封鎖台灣早已為其他對華通商的列強所不滿,而從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起法國宣布大米為戰時違禁品,更增加他國的反感。法國的原意是要用斷絕北京的米糧供應的手段對清政府作進一步的脅迫,但首先受到損失的卻是在中國從事航運的英商,所以法國的新措施大大增加了英國的不滿,擴大了英法的矛盾。法艦隊在浙江海面的騷擾,使英國又一次對法國是否想奪取舟山產生疑慮。此外,法國在侵略越南的同時,也在緬甸加緊活動,一八八五年一月法緬締約,法國得到廣泛的特權,這一點也深為英國政府所忌。所有這一切,都促成了英國對法關係的緊張化,增加了法國繼續對中國作戰的困難。就中法戰爭本身來說,法國在北越的一時得勢也並不是決定性的勝利,中國軍隊還正在準備反攻。進攻中國的本土台灣對清朝統治也並不能構成嚴重的威脅,正如俄國外交大臣所說,那不過是“蜂螫象背”而已;何況法軍在台灣並不能取得重大勝利。總之,半年來的戰爭已表明,法國要想得到戰爭的全面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乘一時得勝來謀求能夠實現基本侵略目標的和議,對法國顯然是有利的。

  由此可見,在赫德提出二月二十八日的草約時,中法的各自處境、相互間的戰爭形勢、以及英、法的矛盾關係等因素綜合在一起,已使得和議時機大體成熟了。

  正是因為和平的時機逐漸成熟,所以同時在其他幾個方面也有和平的倡議在積極活動著。在柏林,中國駐德公使許景澄與法國大使之間於二月底就和議問題有所接觸;在倫敦,中國使館的英籍官員馬格里與某一個法國人在二、三月間連續商議和平問題;在天津,李鴻章於三月初向林椿表示和意。

  赫德認為這種多頭並進的辦法與已不利,便竭力排斥他人,使清政府把他自己當作謀和的唯一途徑,又使茹費理承認他為中法之間的唯一居間人。赫德所取得的獨攬議和權,終於使他達到了操縱和議的目的。

  赫德為了中法和談迅速進行,首先在法國堅持的所謂擔保問題上耍弄手腕。二月二十一日,他讓金登干向茹費理說明:“為了法國,最好不明提保證——即暫時占據台灣——而把它視為當然,那里的軍隊可以留到訂立詳細條約或為最後撤退備好便利的運輸之時。”茹費理為這個意見所動,二十六日奉示:“台灣擔保問題,如經默許並得到諒解,可以不提。”赫德與茹費理間既有此默契,所以二十八日的赫德草約中就避免了擔保的字樣,同時他向法國又一次申明:“雖然保證的字樣已經故意避免,但是第三款實際上已提供保證。法國軍隊可留在台灣直到中法全權代表規定日期為止,也就是詳細條約能規定中國軍隊自東京各處先行完成撤退的日期,和法軍隨後自台灣撤退的日期。”這樣,赫德一方面避開了“擔保”的字樣而保全了清政府的面子,另一方面在實質上滿足了法國侵略者關於擔保的要求。 賠款問題是北黎衝突以來中法相持不下的另一個問題。在金登干向茹費理試探議和條件的過程中,茹費理沒有再堅持這個無理要求。但在三月三日,即茹費理收到赫德的草約後,他向金登干表示:“我不以為一個沒有賠款規定的條約會為法國的公眾輿論所接受,除非把重點放在真正的商務利益上”。金登干聽了後立刻了解到:“茹暗示,李督(李鴻章)前曾允讓某些有關鐵路的權利。”這就是說,當時法國已把著眼點從勒索賠款轉移到擴大在中國的商務利益、特別是鐵路權利上面了。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和清政府在賠款問題上的明確立場,是迫使法國改變這項侵略要求的根本原因。

  這樣,自從北黎衝突以來中法之間的主要分歧——擔保、賠款以及李福簡明條約是否修改——在赫德的草約提出後基本上都得到了解決,因此三月間在金登干與茹費理指定的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A.Billot)就這個草約所舉行的進一步談判中,並沒有發生什麼原則問題的爭論;他們的談判過程隻不過是關於停戰和其他具體問題的磋商。三月二十五日,法國對赫德草約第一款提出微小的文字修正,同時提出所謂附加說明書,詳細規定實施該草約的具體措施。雙方的談判是順利而平靜的。

  但是,就在這樣的秘密和談期間,法軍仍不斷在戰場上向中國軍隊進攻。三月三日,法援軍解除了中國軍隊對宣光法軍的包圍。同月內,法艦封鎖北海,在廣東海岸作騷擾的姿態。三月底,法軍占領澎湖。侵略者這時加緊軍事行動,具有明顯的脅和的性質,三月十六日法國北越軍統帥波里也命令諒山前線軍隊進犯我國廣西龍州的一封電報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他給前線指揮官的電報中說:“部長通知我,正與中國進行談判,這次談判似乎是嚴肅有誠意的。他認為若能對龍州有所動作,派北非騎兵前去,將大有裨益。他要我盡可能在這方面做一下……。我希望你明天的行動能給中國軍以新的教訓。你看一看有什麼辦法,可以使他們相信我們不久就要向龍州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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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者估計錯了。中國的前敵兵士和愛國將領們粉碎了敵人侵犯我國邊境的陰謀。他們沒有因二月間的一時失敗而氣餒。在老將馮子材等領導以及越南人民的積極支援下,中國軍隊在三月下旬與敵人展開了猛烈的搏鬥,遏阻了法軍對我國邊境的窺伺,贏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於二十九日收複諒山,隨即分軍追擊。侵略軍狼狽逃竄,在兩三天內又被驅逐到船頭、郎甲一帶。有人描寫當時的戰鬥情況是: 連宵苦戰不聞金,枕借屍填巨港平。群酋存者戴頭走,前軍笳吹報收城。南人鼓舞鹹嗟歎,數十年來無此戰。獻果焚香夾道迎,痛飲黃龍何足算。與此同時,北越西線的滇軍三月二十四日在臨洮府也取得“非常奇捷”。這就是說,中國軍隊在整個北越戰場上都獲得了輝煌的勝利,這無疑為中越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最後勝利帶來了光明的前景,增加了抗敵將士的百倍信心。這種勝利表示了中華民族的力量,使侵略者大為震驚,當時一個外國人就說:“自此以後,中國在外交場中將不再被認為‘不足道’了。”

  中國在北越的軍事勝利,粉碎了侵略者以戰脅和的毒計,引起了法國統治集團的極大惶恐,促成了法國人民大眾的直接行動。當法軍在諒山大潰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後,早就對戰爭不滿的人民群眾於三月三十日舉行了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打倒費理!打死費理!消滅費理!”的口號,並衝到波滂宮門前,故意使他們的響亮呼聲傳到茹費理的耳中。“東京佬”受到了戰爭的懲罰,受到了人民的裁判。法國資產階級也丟開了他。當天晚上,他在議會的一片反對和譴責聲中,被迫下台了。

  

  從現在看來,李鴻章當時手中握了很好的牌,當然,是相對於以前後以後的形勢。是戰還是和?

  當時朝廷里充斥著各種聲音。

  而對於我們,在我們腦海中的對於那次中法戰爭的印象,也就是這麼幾句話:中國不敗而敗,法國不勝而勝。

  而李鴻章被人們稱為賣國賊的,也是開始於那一次的談判。

  而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或者說,曆史的另一面得又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冷靜的分析一下,我們與法國的戰爭,是否真的可以是勝利者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綜合當時各方面的實力,在晚清時期,中國如果與列強開戰,肯定的說,不會有什麼勝利可言,因為中國是封建社會,人家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必擺無疑.

  法國隻需將海面上的艦隊開到中國的近海海面,中國沿岸的軍事防禦體系都 會一擊即潰,要知道,那時,中國還沒有北洋海軍。

  李鴻章是清楚的知道當時的局面,所以,他一心要求和。而如果說當時朝廷中眾多大臣們的慷慨的言詞,可以理解為時代的局限性話,那麼,到現在為止,如果我們還秉承著100多年前的思維,就不僅是可悲而且還相當危險。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句話在那時是對的。

  民族情緒是最容易被調動的,而煽動民族情緒也是最容易獲得掌聲的。但是,於世何補呢?如以後的義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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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傳來,德璀琳馬上找李鴻章,勸說:“現在形勢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法國內閣道台了,我們的軍隊在戰鬥中又取得了勝利,我建議,應該準備一份更有利的文本同法國人談。

  中國當前線的中國軍隊贏得了巨大勝利的時候,金登干與畢樂的談判差不多已達成

  完全協議。戰場形勢的突然改變本來已使中國在軍事和外交上都居於有利的地位,李鴻章聽了德璀琳的話,覺得也很有道理,就趕緊打電報總理事務衙門,講述了德璀琳的理由,希望這里衙門能夠改變一下談判的方針。

  總理事務衙門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將皮球給了赫德,問赫德的建議。

  赫德為了能夠贏得和談勝利的功勞,他知道,如果修改條件的話,談判的主導權自然會跑到德璀琳那一邊,德國的勢力又會占據上風,因此,為了因果英國和自己的利益,他主張應該維持談判的內容部變。他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1,戰爭的勝負師暫時的,別以為我們現在勝利,如果法國增兵以後,戰爭的實力太平會傾斜到他們那一邊的,那時,在談判,就更不利。

  2,現在,日本參議兼宮內卿伊藤博文作為特派全權大使率領代表團來到中國。這個代表團的使命是同中國談判“甲申政變”後關於朝鮮的問題。當伊藤等途經上海時,與巴德諾勾勾搭搭,如果法日聯合,對現在的局勢更為不利。

  總理事務衙門接到赫德的信件後,研究後,覺得赫德的話很有道理,就命令赫德按照原來的設想,與法國簽約。

  於是,赫德四月三日他打電報給金登干說:“總理衙門唯恐諒山勝利會使宮廷聽從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急於迅速解決。一個星期的耽延,也許會使我們三個月以來不斷努力和耐心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擱淺。你可斟酌以上所說的相機行事。”這就是要金登干盡早與法國簽字停戰。

  

  法國在軍事失敗和政治混亂中當然急切希望按已談妥的條件終止戰爭,所以它不及等待新內閣成立,便由總統授權畢樂與金登干立即定議。四月四日,金登干和畢樂在巴黎匆促簽訂停戰協定。這次協定由兩個文件組成,其一名巴黎議定書,實際上就是二月二十八日赫德所提出的草約,隻不過在文字上按照法國的意見稍有修改而已;另一個是法國提出經中國略加修改的附加說明書。

  巴黎簽字後,清政府明令批準李福天津簡明條約,並下令北越駐軍分期撤退回國;

  法國解除對台灣和北海的封鎖。中法戰爭至此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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