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毛主席的小學生竟宣布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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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來自激流網,原題《主席發問:有個自稱我教的小學生,說我晚年犯了“嚴重錯誤”?》。

  【激流網訊】眾所周知,毛主席一生喜看書讀報,就算在指揮戰爭期間,也不忘收集和閱讀最新的報紙。這不,自從微信出現,毛主席也緊跟潮流,訂閱了大大小小各類公眾號,通過天堂的WIFI每天瀏覽電子新聞。近日,主席在天堂連通了我們的熱線,接受了本網的采訪。

  記者:主席您好,最近有一位人氣青年學者撰文說您晚年犯了錯誤,不知您可知道此事?

  

  主席:我聽說了。

  記者:這位學者自稱是您的小學生,不知此消息是否屬實?

  主席:我確實做過小學教員,在1920-1921年間擔任過一師附小主事。後來雖然參加了革命,但一直對“教員”的身份保有認同。1970年我曾跟斯諾說過,“四個偉大”很討嫌,要統統去掉,“隻剩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注1:1970年12月18日與斯諾的談話】”。因此我的學生很多,有聽過我講課的,有讀過我的書的,有繼承我的思想的,至於里面有沒有這個青年學者,我就記不清了。不過,我這個教員與別人不同,我的“教學大綱”有兩條:第一,“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注2:毛澤東題第一師範校訓】”,我是教員不錯,但教員也有老師,我的老師就是人民,人民有無窮的智慧,要認我做老師,就先需認人民做“師公”,虛心向人民群眾討教;第二,“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注3:1970年批示】”,“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按:驅張運動),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曆史的影響的指引...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注4:《西行漫記》第四篇第三節】”。我這個教員是教授馬克思主義的,我本人也是馬克思的學生。要做我毛某的學生,恐怕也得先做馬克思的學生。這樣說來,隻有承認人民群眾的偉大,虛心向人民學習,並且接受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聽馬克思的教導的,才能真正算作是我教出來的學生。

  記者:您剛才說要“承認人民群眾的偉大”,您也在天安門城樓上喊出過“人民萬歲”,可見確實相信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過,這位青年學者在他的文章中說:“不要因為毛主席說‘人民萬歲’就覺得自己萬歲了,你沒有那麼了不起,這是毛主席在抬舉你,你如果識趣的話,就趕緊對照毛主席的要求,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別辜負了毛主席的期待”,請問您這麼說是在“抬舉”人民嗎?

  

  主席:我說“人民萬歲”,是指人民真的偉大,決不是口頭上表示尊敬。相反,說我是“抬舉”人民反倒是在口頭上對我“表示尊敬”,實際上是背離我的意思的。“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群眾(宣傳),並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注5:《組織起來》1943年】。我曆來倡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注6:《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943年】”,但首先是“從群眾中來”。我對此有深刻的體會。當年,我在湖南做考察,“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誌和普通農民。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誌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注7:《的序和跋》1941年】”。

  現在有不少人叫我“人民領袖”,可是他們心里隻是盯著後面的兩個字“領袖”,並不記得前面還有“人民”了。我是曾領導了中國革命,但這是人民的功勞大呢?還是我毛某的功勞大?有的黨員以為自己是共產黨就了不起了,就覺得革命是自己的功勞,革命勝利後就要做人民的老師,受到萬般尊敬了。要我看,這些人是“貪天之功為己有”,忘記“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注8:《論聯合政府》1945年】”了。“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注9:《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1968年)】”。要求人民“不辜負我的期待”是不敢的,我隻希望我們黨能不辜負人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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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說得好!

  主席:我想奉勸那些動輒說是我小學生的人,與其經常把“毛主席的小學生”掛在嘴邊,倒不如端正態度,踏踏實實地做一回人民群眾的小學生。

  記者:沒想到“做小學生”的學問也有這麼大,想要“小學畢業”還真是不容易!

  主席:剛講的是我“教學大綱”的第一條,這是最基本的;還有第二條,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學習,這是最重要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注10:《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嘛!“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注11:《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這絕非虛言,我的思想和理論,就是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大國應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產物。連我們黨的名字也是馬克思起的嘛(笑聲)!

  記者:主席講的沒錯,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

  主席:“《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注12:《西行漫記》第四篇第三節】”,不懂得共產黨為什麼叫這個名字的人可以看看,這是我們的老祖宗。不過近來聽聞一些論調說“崇毛貶馬”,“崇毛”還能“貶馬”,豈非咄咄怪事?這又是一大“發明”,不知他們崇的究竟是什麼“毛”,連我都被搞糊塗了。他們說自己是我教出來的小學生,你信嗎?反正我不信。如果當年沒有“馬”,我這“毛”還是個唯心主義者呢!

  記者:主席還曾是唯心主義者?

  主席:嗯,那時我還在一師讀書,“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zàn【這個字是敏感字,騰訊不讓發= =】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注13:《西行漫記》第四篇第二節】 ”。那個時候受各種人的影響,思想比較混亂,不提了。

  記者:看來要避免思想混亂確實要好好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

  主席:光有學習不夠,還需要實踐,“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注14:《實踐論》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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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哇塞,難怪翻譯家傅雷說您對馬克思主義的掌握“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1957年傅雷給家人的信)。”

  主席:我讀過一些馬恩列斯的書是沒錯,但我更知道“精通的目的全在於運用【注15:《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關鍵還是要把理論正確地運用於指導我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正確地運用於指導革命實踐。王明讀的馬恩的本本比我多得多,但他不能正確地運用,結果走到教條主義的錯誤上去了。我們現在有一些同誌,讀的時候是唯物主義,用的時候就成了唯心主義;讀的時候是辯證法,用的時候就成了形而上學;讀的時候是群眾史觀,用的時候就成了英雄史觀、就不相信群眾了。這些同誌看起來也是讀了很多本本,說起來也是一口一個馬列的詞彙,實際上一知半解,不但禍害自己,而且誤導別人,實在是需要加以改正的。

  記者:對了,這位青年學者還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他自己劃分“左”“右”的標準。他說:“何謂左右,有一個更基礎的判斷標準,就是在哲學層面對人的本性和天賦的判斷上的差異”,“認為人和人天然不同,有上智和下愚的區別,有的人是金子做的有的人是鐵做的,故而後天在社會上的高低貴賤都是合理的,這一路觀念是右翼的”,“相對應的,左派則在哲學上認為,人在天賦上是平等的,人人皆具同等美好的本性,在智性、靈性、悟性、德性等方面都是差不多的...人人皆具佛性,人皆可為堯舜,社會有什麼理由不平等呢?”您對此怎麼看?

  主席:這個說法不是從物質出發、從經濟基礎出發去理解人的政治觀點,而是選擇了一個虛無縹緲的“本性”和“天賦”,於是左右之分就成了頭腦分歧、觀念分歧,就看不到分歧背後的物質因素了。政治觀點本質上屬於“上層建築”,豈能避開“經濟基礎”而談論它的原因?這樣談下去就很快滑到唯心主義里面去嘍!何況,這種“人人在天賦上平等”根本就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水平,“天賦人權”、“生而自由”,假定一個自然狀態,所有人的普遍人性,還是抽象人性論那一套,和當年費爾巴哈、蒲魯東從人的“類本質”出發引申出“普遍愛”和“永恒公平”是同樣手段(隻是換成了東方宗教的“佛性”罷了),竟然覺得右派就是不承認他所發現的普遍人性,而左派就是承認這個人性,而且還把原因找到我的頭上,根據是我寫的那句“六億神州盡舜堯”:你看,六億人都成為堯舜了,還不夠普遍人性?可我那首詩的全文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注16:《送瘟神》1958年】”,寫的是新社會讓人民當家作主,迸發出衝天干勁,人民群眾意氣風發、改天換地,餘江縣消滅了曆史上為害已久的血吸蟲病,人民終於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迎來春風楊柳、堯日舜天,瘟神落荒而逃。神州所以舜堯,不過是因為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當家作主的新國家,廢除了一切剝削和壓迫製度,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哪裏是因為什麼天賦的普遍“人性”(或者“佛性”)?這樣亂說我詩詞的意思,我可是比竇娥還冤啊!

  記者:哈哈哈哈!這位學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大討論人的本性,但也可以認為暗含了人天然是平等的這一前提”,看來馬克思主義並非沒討論,而是已經不必討論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存在一變化,社會意識也要跟著變,壓根就沒有永恒不變的所謂“人性”。

  主席:是這樣。不過,既然說到“左”和“右”,那我就再說說“革命”和“不革命”。“我在這里提出了一個標準,我認為是唯一的標準。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隻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結合於工農群眾,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過來壓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僅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義,或者信仰馬克思主義,這是不算數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呢!他們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原來就是法西斯主義!【注17:《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

  記者:原來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也可能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

  主席:“所以我們看人的時候,看他是一個假三民主義者還是一個真三民主義者,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隻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係如何,就完全清楚了。隻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我希望全國的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農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進軍【注18:《青年運動的方向》1939年】”。

  記者:您的這個標準比那個人氣青年學者的什麼“佛性”、“天賦平等”好用多了!

  主席:“人氣”算什麼?“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今日得道今日多助,明日失道明日寡助。看不起群眾、不與群眾相結合甚至站到群眾對立面,最終就會失去群眾的支持,失去“人氣”。我們的事業是為了全體人民的解放,這是嚴肅、艱巨而光榮的,不是為了個人“吸粉”攢人氣。有的同誌看起來也參加了事業,但整日做的都是什麼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注19:《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注20:《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無實事求是之意,有嘩眾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誌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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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隻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牆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注21:《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

  記者:您說的很好,要以科學的態度,做老實的人。相信我們網站的讀者會對您的講解非常滿意!不過,我最後要幫那位青年學者問一個問題:您這麼相信群眾,難道您就沒有遇到過讓您頭疼的“刁民”嗎?

  主席:讓我頭疼的例子倒是有,但不是“刁民”。記得是1941年6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結果當天下午突降暴雨,一個炸雷,禮堂的一根木柱被擊斷,坐在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猝不及防,不幸觸電身亡。恰好當天固臨縣有一位老農在趕集時,他用來拉東西的一頭毛驢也被雷劈死了,老農便怨憤難平,當街大罵:“這瞎了眼的老天爺,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打死李縣長、打死我的毛驢!”咒我被雷劈死,夠“刁”了吧?當地干部見狀緊張的要命,馬上把這個老農抓起來押送保衛部門處理。事情交到我這里,我很震驚,但也不樂意他們的處理方式,因為“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製。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注22:原話轉引自新華網薛鑫良史料】”於是,我立刻指示有關人員將老農放掉。後經調查,我才知道是當地征糧太重,這位老農心有冤氣,偏偏毛驢又死了,所以才借罵“雷”出氣。

  不料,時隔不久類似的事情又發生了,清澗縣的農民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時遭雷擊身亡,她一邊哭一邊對我罵娘咒我死。這次,當地干部又緊張的把她抓起來,打算押送延安並判處槍決。你能猜得到,我又立刻阻止了,我對社會部的人說:“你們如果不做調查,就這樣隨便抓人、殺人,共產黨跟國民黨有什麼兩樣?【注23:原話轉引自新華網薛鑫良史料】”。當晚,我指示保衛部部長錢益民將伍蘭花帶來交談,這一交談才知道:伍蘭花有個70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3個孩子最大的才10歲,全家6口人全靠丈夫一人養著。1935年紅軍到來給她家分了土地,過了幾年好日子。但是這幾年公糧任務加重了,干部隻管多征糧,有的還多吃多占,引起群眾不滿。現在丈夫死了,家里頂梁柱沒了,一時氣急自然就罵了我毛澤東。我於是就囑咐了錢益民:“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於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注23:原話轉引自新華網薛鑫良史料】”

  這兩件事引起了我深刻的反思,究竟怎麼樣去解決群眾的問題呢?在與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同誌進行討論之後,1941年11月召開了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會上我們采納了開明紳士李鼎銘等人的提案,決定實行“精兵簡政”,減少消費支出,減輕人民負擔。第二年,我們又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注24:1943年題詞】”,大大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負擔,改善了黨和群眾的關係,為黨贏得了空前支持。連之前大罵我毛某人的兩位農民也逢人就誇zàn【這個字是敏感字,騰訊不讓發= =】黨的政策了。

  記者:很喜歡您的講述,這個故事應該講給那位青年學者聽。對了,他不是提出您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嗎?他說您對人性的判斷(所謂“六億堯舜”)過於樂觀了,他之前都一直堅信著“人性本善”,但是自打看到群眾里有這麼多“刁民”、左派里居然有這麼多“刁左”(“糾察隊”)後,他之前的信念就動搖了,他覺得“不得不悲哀地承認,毛主席晚年的確犯了錯誤,他對人的判斷有失誤”。這個“錯誤”您認嗎?

  主席:哈哈,我們談話到這里,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回答嗎?這“錯誤”根本就是他自己的,與我毛某人無關;既然是和我沒什麼關係的無稽之談,我又有什麼好認的呢?我這次是純屬“躺槍”,突然之間就“錯誤”了,我自己都是事後才知道。

  記者:好的,非常感謝主席今天接受我們網站的采訪!

  主席:不客氣。告別之前,我想再嘮叨幾句。年輕人們還是要多學馬列,多弄懂理論,提高自身知識水平,不要被各色各樣的人欺騙。“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注25:1971年批示】” 。要分得清真、假馬列主義,這個問題很重要!

  記者:再次謝謝主席!謝謝大家對我們網站的支持。

  激流網提示:本訪談內容純屬虛構,不代表毛主席觀點,主席本人意思僅以藍色引用部分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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