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己|沒有一條家鄉的路,走得到千里以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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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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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靜文 公共衛生學院2015級本科生

  我的留守兒童生活,是從七歲那年開始的。

  在農村里,我家算是一個異類。黃土地上長大的父親不會混水泥、砌磚頭,不能像舅舅一樣在家包工幫鄰村建房子維持生計。身為老三的父親十九歲就跟著大哥在車上幫襯,後來開車就成了他的手藝。開車這一行在老家不好找工作,自記事起我便被爸爸接到他打工的那個城市,四口人一起過著小日子。

  後來考慮到戶口和上學問題,我們在二年級時回了老家。直到離家的前一晚,父親還在低聲和母親商量要不然先讓我在城里再待幾年。母親沒有回答,似乎是在猶豫,直到睡著,我的去留問題都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二天清晨,父親終究還是一個人帶著行李折回了城市。而我和弟弟則隨母親留了下來。

  父親的隻身離開使家里顯得陌生的安靜。我乖乖地去上學,識新字,交新朋友,晚上和母親擠在一張床上睡,不提一句關於父親的話。

  後來,父親第二次離開家的那天,我在橋頭送完父親之後就開始抱著母親哭,問她父親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那時候家里沒有電話,離我家最近的一部座機在西邊的嬸嬸家。每次爸爸來電話的時候,嬸嬸就站在自家門口喊一聲,聲音劃破農村夜晚的沉寂,火急火燎地傳到黑漆漆的院子里。母親捕捉到信號後,哪怕正在燒火做飯,也會立刻滅了灶里的火,迅速鎖上大門,抱著弟弟扯著我跑過一段土路,氣喘籲籲地拿起那撂在機子邊的聽筒。

  

  直到現在,我都記得那條漆黑的路。母親跑得急了,就鬆開手讓我自己跑。我提著重重的老式手電追在母親身後,手電在地面上打出一道窄窄的光,我小小的影子在其中晃晃悠悠。有時候跟不上了,干脆就慢下來,拿手電照向右手邊的河,看光束紮猛子似的投進水面,消失在起起伏伏的河波里。這樣慢悠悠地走到嬸嬸家,差不多也輪到我聽電話了。

  父親總會在電話里問我想不想他,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後又追問是“心想”還是“嘴想”,然後再問是“手心”想,還是“腳心”想。很長一段時間我糾結於最後一個問題的正確回答,當把兩個答案輪番試過之後,母親才告訴我下次父親再問,直接回答是真心想就好。這麼一個現在看起來幼稚無比的玩笑,居然一度讓父親樂此不疲。

  父親雖然離家,但母親還在。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並沒有發覺自己“留守兒童”的身份。直到五年級時的某一日,語文老師拿來一張表,讓班里所有的留守兒童填寫。表傳到我手里的時候,我直接交給了後面的同學。老師走上前告訴我,即便是只有父親不在家,也算作留守兒童。我有點驚訝,最終還是填上了父親和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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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班同學基本上都是留守的,可那時候我覺得他們都很幸福。同桌總會拿出各種好看的筆記本,雖然都不是新的,可最多也隻寫了幾頁,這都是她爸爸媽媽收廢品時淘到的,過年的時候給她帶回來。班里那些交給爺爺奶奶帶的女生每逢集時就可以一起去趕集,還會一起約著去精品屋買耳釘。她們有我沒有的零花錢,和我沒有的自由。

  地里沒活的時候母親喜歡陪著我寫作業。她會幫我檢查作業,煞有介事地讀讀我寫的作文,盡管她只有小學畢業。每當我趴在正屋的書桌上寫作業時,一邊聽著來自灶間的鍋碗瓢勺叮當響,一邊聞到油鍋里熗出的蔥油香,就覺得幸福又滿足。

  我三番五次地邀請同學來我家做客,可他們一聽聞有家長在就望而卻步,直到小學讀完,也沒有一個朋友在我家吃過飯。

  我的活動區域局限在學校和家,在學校和同學說笑玩鬧,回家便只能和弟弟玩。每次放學回來,我會講給母親這一天的趣聞,然後聽話地去做作業。我的作業每天都被老師當堂誇獎,但在跳皮筋上,我一直沒辦法贏過班里任何一個女生。

  

  小學畢業後,母親尋思一定要把我送到縣上的初中讀書。當時和我玩得好的女孩都約好了要去鎮上的中學,連自行車都自己挑好了。我渾然不知母親的打算,每天和同桌一起觀察分析最時興的自行車樣式,商量著要挑怎樣的顏色。不料母親最後自作主張推回來一輛大紅的自行車,模樣又醜又笨。我自己選自行車的夢想就這樣破滅了,後來才知道和朋友一起讀初中的夢想竟也破滅了。

  我家離縣上有四十里地。為了照顧我,母親在學校附近租了房子陪讀。從第一天上學起她就告訴我,要記住這個家為我讀書付出了多少心血。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從前在家里,母親死撐著不和父親一起出去打工是多麼艱難而又孤立無援。

  她噤口不談我升初中那一年父親在外面遭遇了怎樣的變故,卻咬著牙節衣縮食,一到歲末便和父親去拜訪那些肯借我家錢的街坊鄰居。那輛看起來極笨的自行車,成了她三年的代步工具。六點半出發,在未醒來的街道上,她騎著它去做月薪四百的工作。

  那時候我覺得苦不堪言,身上好像挑著重重的擔子,我自己的、母親的,還有這個家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母親不干脆像我同桌的母親一樣直接去城里找父親,或者讓父親回來一家人生活在一起。這樣,我就不必在做錯事時,聽母親半是要挾半是無奈地說:“早知道出門打工去了!”更不必看她犧牲一夜的睡眠幫廢品站垛廢紙箱賺來幾十塊,農忙時回村里忙活一天還要往返百里給我們做飯。

  可越是這樣想,我越是心生愧疚。她吃遍千重苦,一心想讓我成為她的希望。倘若連我都說出讓她離開的話,她和父親建起的防線便會瞬間坍塌。

  學校離老家很遠,我一年回不了幾次。每次回去,我都會驚愕地發現兒時的玩伴在一個接一個地輟學。到高中再回去,基本上所有的女孩都出去打工了。如今我的小學同學中,在讀書的已寥寥無幾。女孩子基本上都已結婚生子,最晚的也尋好了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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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

  直到現在我都很慶幸,自己是那個背景和時代里逃離出來的為數不多的女孩子。母親和父親甘心背負起眾人的不解,成為農村里獨樹一幟的範例,讓孩子不至淪為徹底的留守兒童。

  在需要和父母溝通的階段,我還有個母親伴我左右聽我說話;我沒有零花錢,卻可以買任何我想買的書;我經常受約束,卻不必承受村里對女孩普遍的歧視。

  可是,在我順遂的成長道路上,卻摻雜進來過多的感情債。那句貫穿我整個青少年時代的“早知道出門打工了”已經成為我最難以負擔的情感。它包含著對經濟困境的控訴,也裹藏著一個妻子“悔教夫婿覓封侯”的無奈。

  在這場與“留守”作戰的道路上,我沒有成為典型的留守兒童,父親和母親卻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典型的留守家長。他們分隔兩地,彼此獨自生活,一年得見一次,在漫長歲月中錯過舉案齊眉的機會,各自為著生存跌進俗世的煙火。

  我始終在想,分別的那個晚上父親與母親是如何告別的,他奔赴城市的第一天是如何度過的,他推開門那一瞬間沒有孩子跑過來叫爸爸時又是如何地失落。

  小時候寫作文,寫到父親時總喜歡學作文書說他是去“出差”了。但我心里明白,父親的離開絕非十天八天。

  他就像是古代奔赴戰場的將軍,馬不停蹄、舟車勞頓,在年底卸下疲憊,把所有的艱辛藏進臉上的溝壑,隻帶回晴天般的笑容。母親一次次地撂下“要隨父親去打工”的話,下一秒又系上圍裙走進廚房。她二十歲嫁給父親,從此青春留在了夏日的收麥場、冬天的洗碗池,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炊煙里。

  那些與我一般年齡的玩伴如今已經長大,踏入社會,開始成為家長,開始扮演角色。小時候的我們都被定義為留守兒童,父母雙雙出門務工再正常不過,反倒是父母滯留在家會引來奇怪的目光。

  多年後,當“留守兒童”問題進入公眾視野時,我們早都已經遠離了兒童時代。提及那段父母不在身邊的日子,他們憶起的或許是結伴趕集這類甜蜜的回憶,或許是年底才得見父母一面的淒惶。而於我,想起的全是母親著急地鎖門,扭頭對我說:“快先跑過去,你爸等著你接電話呢!”

圖1、3來自作者,圖2和封面圖來自網絡

微信編輯|張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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