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精神重建”(深度好文,強烈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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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丁學良

  來源:愛思想網

  很多人說“中國缺少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不是沒這個傳統,而是缺少平台。

  1.“專業人士”不算知識分子

  中國百年來的大轉型中,有兩個重大時期,知識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續兩千多年的帝王製度走向絕路的時候,當時知識分子數量雖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

  另一個時期,今天通常用“五四”這個牌子把他們圈起來,但實際上,這些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遠非這個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後,中國的轉型之路遇到了戰爭的極大衝擊。這種衝擊一直延續到上世紀40年代末,然後進入一個相對的和平期。

  1949年以後,也有知識分子發揮作用的兩個時期,但由於大環境使然,知識分子已難以發揮前兩次那樣獨立的作用。

  一是1957年反右運動前的一段,但這段很短。

  二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都認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時間,但回顧當時的言論,無論是尖銳度、深度,還是身邊的政治現實、社會現實、經濟現實和文化氛圍,都比前兩次差了一大截。

  此後,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深層變化。所謂看不見,不是說你感覺不到,而是在媒體上沒辦法討論的事。而看得見的東西,就是過去30多年來商業化越來越重了,這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商業化時代,人們變得世俗、功利,知識分子發揮的作用再也難以像以前一樣驚天動地。

  與此密切相連的,是社會分工越來越趨專業化,這也使得知識分子發生了嚴重分化。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但越來越趨專業化後,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成為“專業人士”,比如會計、醫生、教師等。這批專業人士的數量,過去30多年增長最快,這也是中國社會從低度發達進入中度發達的一個標誌。

  但嚴格地說,專業人士不算知識分子。所以進入高度分化的時代以後,人們通常在“知識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過自己的專業領域,在公共領域發表言論的,才能稱為知識分子。原來把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稱為知識分子,其實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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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那股改革的勁頭能夠延續下來,今天的中國可能很不一樣。後來,受過高等教育,願意當、敢於當知識分子的人大大減少了。

  2.“精神重建”至關重要

  直至今天,我們依然面臨“精神重建”問題。

  在英文語境中,精神重建是與道德而不是知識相關的。知識是指比較深的東西,能夠轉換成科學技術,甚至轉換成具體的謀生手段的,而精神主要是一種道德素質、道德關懷和道德共識。

  在發達國家,隨著社會進入全面商業化和專業化,在精神方面主要靠兩大塊推動,一個是宗教,另一個就是世俗知識分子。在宗教領域從事活動的重要人士,從素質看,可算作知識分子,文盲很難進行那種工作,他們是非世俗的。

  而世俗領域的知識分子主要通過非宗教的方式實現價值傳承、價值重生、價值重構和價值創新,他們可能是教師,可能是律師,也可能是傳媒界資深人士,甚至包括近一二十年新出現的關心公共事務的小團體,比如與環境、生態問題相關的組織,共同關注某種疾病的醫生團體,在傳統社會中受到主流排斥的團體,等等。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的社會都有這兩塊,而且是持續互動的。但中國這兩塊又小又弱,而且不能持續,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供它們活動,難以強盛起來。這也造成了我們常說的“當今的知識分子沒起到應有的作用”。

  缺少這兩塊,最終會對社會造成傷害。

  今天的社會,人們總抱怨有那麼多的問題:社會缺乏信用,一些行業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來;家庭破碎破裂、有代溝,一些很微小的事也會激化成為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人與人之間冷漠,缺乏關懷,見死不救,缺乏溫暖的東西;屬於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一些很重要的文化、價值被忽視甚至被破壞,人跟自然的關係受到嚴重的損害。這些很多要靠法律解決,還有一些要靠物質條件改善解決,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要靠精神價值來緩解。

  如果說經濟發展是一個支柱,法製是一個支柱,那麼還有一個支柱就是文化、精神的活動。要創造一種使人活得更有尊嚴、更和諧的生活氛圍,僅僅靠道德、精神和文化價值是不夠的,但少了這一塊,同樣是不行的。現今很多社會問題都與缺乏精神價值的繁榮、傳承和創新有關。

  3.商場和官場:兩個巨大的磁場

  很多人說“中國缺少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中國不是沒這個傳統,而是缺少平台。沒有平台,再偉大的人,除了你身邊極少數的幾個家人或朋友,人家都不知道你,聽不到你的聲音,不能從你那里受到啟發或鼓勵,不能從你那個地方尋求方向。

  公共知識分子有言論和結社這兩個平台,才能被人知道,才能變得越來越有影響,才能吸引越來越多的人發揮作用。這兩項是最基本的,但我們都知道,現實中想去注冊成立一個團體或組織,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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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立一個團體,專門救援弱勢群體,比如艾滋病人,包括他們的權益問題,這就進入了公共知識分子領域,但這都很可能被限制。

  另外,社會商業化後,有了更多的誘惑,有些人覺得說話也起不了什麼作用,還不如給房地產公司寫東西去。人都是這樣子,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成,那怎麼辦呢,總得找點事情做做。只有極少數的人能真的堅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國幾千年來很推崇這種道德,但這種人還是太少了。

  如果你發表了幾篇尖銳點的文章,有人把你叫去,說再這麼干,工作沒了,飯碗沒了,你考慮兩個禮拜吧。兩個禮拜後,就說我們現在哪個局或哪個廳,有一筆經費,我們覺得你素質是最好的,你就做這個事情吧,別的事情不要再干了。大部分人恐怕就抵抗不住了。

  一個是官場,一個是商場,這兩個巨大的磁場吸引力太大了,能夠抵抗住的人太少了。

  4.國外的“知識分子思想光譜”

  可以看看其他國家知識分子的存在狀態,但限於篇幅,這里隻作有限意義上的介紹。比如美國是一個非常商業化的社會,有各種各樣的誘惑,在這個意義上,應該很難產生大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難以發揮重要作用。

  但我在美國看到的恰恰相反,美國的知識分子挺多,在主流媒體上寫文章、開專欄,在公共講堂、論壇上做演講,在最重要的教會、宗教團體里布教,可說是人才輩出。

  美國在這方面顯示出廣泛和多元。這些知識分子在你能夠想象得到的、公共關心的問題上,雖然達不到完全的言論自由,但只有極少數問題,比如危害到種族關係的不能亂講。

  而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從數量,從言論的深度,還是構建新的價值觀、價值體系的創造力,都有問題。

  歐洲有些國家比美國小多了,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影響大得不得了,尤其是英國和法國。在法國,有什麼問題知識分子都會出來講一講,比如宗教問題、墮胎問題、同性戀婚姻問題、單身媽媽問題、移民問題、環境問題,更不用說政治問題、經濟政策問題、社會福利問題了。

  所有重要問題,都有知識分子在鼓吹和提倡,同時也有知識分子在反對和批判,形成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光譜(spectrum),思想觀念像七色彩虹一樣豐富燦爛。這就是觀念的多元化,而且多元之間要不斷地對話競爭——和平的競爭——才能出現大師一樣的人物。

  一個社會,如果人們過了很多年以後回憶,哎呀,20年、30年,甚至50年以前,他當時已經告誡我們,如果不做哪些事,我們後代就面臨什麼樣的困難,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他那個告誡太有遠見了。

  這就是知識分子在社會的存在——出觀念,出價值,出刺激性的學術(非專業性的),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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