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體】劉桂明:如果沒有檢察官,冤假錯案將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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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兩高報告又將在兩會上審議了,按照兩會議程安排,3月12日,曹建明檢察長將在人民大會堂作工作報告。於是,昨天一條題為《最高檢工作報告要來啦!提前劃重點》圖文並茂的動漫新聞,立刻引起了各大媒體的關注,瞬間就在各個方面的“兩微一端”刷屏了。

提起最高檢的工作,有人會想到檢察機關打虎拍蠅的大案,也有人會想起檢察機關助力發展改革的大事。但是,讓我最關注的還是檢察機關刑事申訴部門在冤假錯案平反工作中所體現出的大功大德。那麼,剛剛過去的一年,在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中,檢察機關交出了一份怎樣的成績單呢?

實施多元化、多層次、多方面監督

收到了較好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剛剛過去的2016年,全國檢察機關刑事申訴檢察部門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守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底線的重要指示精神,把辦理不服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訴案件作為刑事申訴辦案工作的重中之重,綜合運用抗訴、再審檢察建議、檢察建議等多種監督方式,完善案件辦理一體化工作機製,從發現案件疑點、確定複查重點、提煉再審焦點,到依法提出再審檢察建議、出席再審法庭、穩妥處置善後事宜等,實施多元化、多層次、多方面監督,收到了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刑事申訴檢察的監督屬性和糾錯功能開始得到全面彰顯。於是,繼2013年9起錯案被糾正、2014年10起錯案被平反、2015年4起錯案被洗冤之後,2016年11起錯案被宣告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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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除了影響最大的聶樹斌冤案被平反外,最高檢抗訴的陳滿案終於得以糾錯,蒙冤23年之久的福建許金龍等4人被無罪釋放,江西樂平黃誌強案終於宣告無罪……於是,這一個個個案,就像一個個不斷實現的“小目標”,在人民群眾的心中一點點地築起了法治的豐碑。

靠著檢察機關的強力監督

有些案件“從重罪到無罪”

說起刑事申訴檢察工作,前些年其實並不為普通公眾所知曉。但是,近幾年來,隨著浙江張氏叔侄案、安徽於英生案、海南陳滿案、雲南錢仁風案、廣東徐輝案等一批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刑事申訴案件的成功辦理和糾正,社會公眾開始對刑事申訴檢察工作越來越瞭解了。

在過去一年中,新疆譚新善、天津李鬆、吉林劉吉強、甘肅方未社、安徽楊德武等人,都作為十多年前的陳案,也都作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疑案,都在檢察機關刑事申訴部門的工作努力下,依照“疑罪從無”原則經再審改判無罪了。

要知道,他們曾經都被認定為罪大惡極的殺人凶手,都被處以死緩無期等重刑的處罰,都在高牆內度過了人生中最難熬的艱難歲月,最後都因檢察機關的強力監督而經歷了“從重罪到無罪”的命運驚喜轉折,從而被洗清罪名,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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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從目前所平反的冤假錯案來看,檢察機關確實真正體現了其法律監督職能。如果沒有檢察機關的介入,所有這些冤假錯案的平反,顯然是無法想象的。當我們關注法官在對一起冤假錯案宣告無罪的權威風光時,當我們在見證律師經過艱辛努力而使冤假錯案獲得平反時的職業價值時,我們是否意識到任何一起冤假錯案平反中檢察官的默默奉獻?

我們看到,近年來,檢察機關突出監督屬性,強化糾錯功能,在監督糾正冤假錯案方面作出了諸多努力。健全冤錯案件發現機製,保障當事人申訴權有效行使;建立監督糾正重大冤錯案件工作機製,加大對不服生效刑事裁判申訴案件的審查辦理力度,堅持有錯必糾;更新司法理念,強化人權保障,堅持疑罪從無、證據為本,摒棄存在新舊兩個不同證據標準和監督糾正案件完全依靠“顛覆性證據”的錯誤認識;構建以抗訴為中心的刑事審判監督格局,充分發揮抗訴的剛性監督作用,綜合運用再審檢察建議等手段,實施多元化監督;完善案件辦理一體化機製,形成上下級檢察院的監督合力,上級院對下級院辦理的重點、疑難、敏感案件,主動介入,及時指導;增強問題意識,注重反向審視,把監督糾正個案與監督糾正普遍性問題結合起來,倒逼司法機關規範司法行為,提高辦案質量。從目前看來,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都是成效顯著的。

在檢察機關部分職能轉隸國家監察委的改革程式中,最高檢明確提出,要把法律監督作為檢察工作的主業。所以,無論是履行法律監督職能還是落實保障人權,檢察機關都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因為如果沒有檢察官,許多冤假錯案可能還會不斷地悄然登場,也可能還將不斷地在失望中等待希望,更可能還將不斷地毀壞司法公正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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