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集體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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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系列07

  可以這樣說,大一統既是中國的傳統政治思想,也是中國的傳統地理思想。地理上的大一統,也就意味著政治上的大一統,為了這兩個大一統的穩定,又會出現了一個思想上的大一統。王陽明說過:撼山中賊易,撼心中賊難。對於傳統統治者來說,他們最恐懼的,當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如果任由這些人自由思想,胡思亂想,那世界就亂套了。所以,統治者都喜歡統一思想。我們的教材上,罵老蔣當年在大陸的獨裁,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腦袋。看了直好笑,罵誰呢?中國的地盤上,哪家統治者不是如此呢?不用說,老蔣是在繼承中國的傳統。不過,這傳統也是來之不易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在兩千年的時間里幾經打劫,直到明清時期才完全趴下,成為一個腦袋的。

  (一)秦始皇焚書坑儒

  這一劫,首先打斷的是知識分子的脊梁骨!

  韓非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秦皇一聽,知音啊。大一統之後,收天下兵器,鑄造銅人。可是在始皇眼中,書也是兵器,所以,下令廣收天下書,並效仿東方魯、齊等國的博士官製度,設博士70名,用他們通古今、備谘詢。博士之下,又有諸生2000餘人。這些博士約相當於我們建國後的知識分子,有點弄不清自己的位置,總之,在給始皇拍馬屁的時候拍出火星來了:博士長官仆射周青臣,說秦皇乃千古第一帝;博士淳於越說,應該效仿三代的分封製,這樣才能統治長久,“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末了還不忘加一句——周青臣當面拍馬屁,加重了皇上的過錯,不是個好東西!秦皇判斷不出誰的馬屁好,就把馬屁下移給丞相李斯,李斯就把這馬屁加了點油鹽醬醋:儒生們懂個屁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禁之便”。李斯這麼一鼓動,秦皇就甩開膀子干了——“焚書”!除《秦記》以外的史官記載都燒掉;除博士職掌所藏圖書之外,民間所藏《詩》《書》及百家書者,一律送交地方長官燒毀。當然,醫藥、卜筮、種樹等“理工農科”書不在焚燒之列。令下三十天不燒的,要剃陰陽頭,下勞改農場(面額上刺花的黥刑和四年築城的“城旦”勞役);有敢談論詩書的,判處“棄市”之死刑;以古非今者,滅族;有什麼問題不明白,以吏為師!焚書完畢,秦皇又開始“坑儒”——儒生也不爭氣,一個叫盧生的,一個叫侯生的,背後議論秦皇集權專斷不民主,不重用知識分子,“博士雖有70人,卻備而不用”等等,說完就跑了。有人舉報,秦皇就下令追查,結果發現事情正在起變化,說壞話的人還不少,就抓。儒生們又很爭氣,互相揭發,一下子弄了個反動集團,共計460人。為了給新生的大一統國家節約開支,秦皇就把他們都給活埋了。這一焚一坑,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老實多了。

  秦皇焚書,焚的是《詩》《書》等百家之語,僅留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怎麼說呢?“中國知識分子有幾種。工程技術人員接受社會主義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所謂的文科最差,就是人文知識分子身上某種令人不安的特質——批判性討人嫌!

  焚書坑儒也罷,要真是把儒者及其學術全埋地下,嘩,世界從此清靜了。問題是秦皇還開了一個最壞的傳統,當然這還要歸功於李斯,它源於李斯出的一個餿主意:以吏為師!當官的或許懂得法規,但是未必懂得思想。更可怕的是,當官的可能連法規都不懂,但他們有權扭曲、閹割思想,甚至有權支配思想者的小命。事情就是從這里發生了質的變化。

  先秦知識分子可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是他們可以“處士橫議”,所謂的處士橫議,說穿了就是言論自由。齊國設立“稷下先生”,其特點就是士持其“道”對政治加以“議論”,他們是“王者師”,可以以“道”壓“勢”。但“以吏為師”,就把“道”納入了權力體系之中,這傳統導致中國一種特殊的現象:官階越大,在思想界越有發言權。

  退一步說,誰都有講話的自由,官吏好為人師,就隨他講去,問題是,對知識分子不公平,因為他們沒有不聽從的自由。按道理來講,應該是牛拉車,但我們愣是整成了車拉牛!

  (二)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這一劫,打斷的是知識分子的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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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事兒得慢慢道來。

  秦皇干活不利索,沒有把儒“坑”完,所以,漢武帝遭遇到了一個大儒——董仲舒。老董以賢良之身與武帝對話,賣的還是儒家那些仁啊愛啊的,沒想到時移世易,這些玩意兒很適合統治者的口味:首先,儒家以“仁政”為核心的政治觀與道德觀,給統治者披上了一層道德的外罩!其次,強調大一統,為統治者提供了專製的理論基礎!第三,“天人相與”、“君權神授”固定了皇家政權的合法性與永恒性!第四,“三綱五常”等倫理規範,可以為專製政權提供從頭到尾的保障!第五,霸道政策,導致秦二世而亡,新一輪的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統治藝術,儒家的溫情脈脈,至少看起來很美!

  總之,談話的結果是,武帝搞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具體操作是: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儒學教育體系,興辦太學,設五經博士,建立博士弟子優選官製。

  教育與選官製度相結合,儒學成為士人進身入仕的通途。儒學從此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在錢穆的筆下,中國文化傳統就是儒家傳統。自漢以後,士幾乎就是儒家之士,而士則是道之所系,上則從事政治,下則從事教化,雖從修身齊家始,但目的則是治國平天下。中國社會因此被稱為一個儒教社會而不是道教社會或佛教社會。

  知識分子儒家化,也就意味知識分子的禦用化。因為儒學本身,逐漸被統治者利用和改造,熊十力在其《讀經示要》中一針見血地指出:“自漢代以迄清世,天下學術號為一出於儒,而實則上下相習,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誣孔之實。”所謂的利用,漢宣帝訓太子的一段話很有意味,當時太子認為父皇持刑太深,並且提出“宜用儒生”的建議,沒想到漢宣帝一下變臉,訓斥太子說:“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隋唐以後,儒家思想成為科舉入仕的標準。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

  一句話,霸道是實,王道是皮,所謂的儒教,只是統治者的一件外衣。宣帝發現太子偏好純儒,居然很傷心,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

  後世皇帝最拿手的,便是改造儒學。孔子曰: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發現,第一句被統治者給廢了,或者說丟了,隻剩下第二句,這第二句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這里重點提一下朱元璋,他雖然是君主的身份,卻力圖充當文化教育界的最高導師,朱老師偶讀到孟子,發現這老家夥居然敢對齊宣王說什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之類的話,不由得大動肝火。後來下令編纂《孟子節文》,把孟子原書里的大不敬語刪去85條。總之,後世的儒學跟孔孟之初的儒學,早就不是一碼事了。雖然後世儒學看上去很美,但實際上已經被統治者糟蹋得不成樣了,文化到了政治家手里,就好比良家婦女落到流氓手里。總之,儒學被統治者輪奸,逐漸墮落為詮釋封建統治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工具,它不僅起不到開發民智的作用,還成了對民眾進行精神奴役的枷鎖。

  隋唐實行科舉製度,干脆把維護統治的儒家思想作為入仕的標準。這樣,順從統治者的思想,不僅可以保證人身安全,還可以取得榮華富貴。兩千年利害的逼迫與引誘,使中國文人成了權力的馴服工具。他們在政治領域忠於君主,在私家生活層面尊從父兄,在道德領域則皈依聖人。儒家文化的學術性,完全匍匐到了政治性之下。中國知識分子,身為社會的領頭羊,卻經曆了為時二千年的頭腦格式化。這種格式化,到明朝時宣告完成,標誌便是考試內容——四書五經、文章格式——八股文和參考書——以朱熹的注解為惟一正確答案——三者的統一與固定。

  據說法國科學家約翰•法布爾曾做過一個著名的毛毛蟲試驗,這種毛毛蟲有一種“緊跟領袖”的盲從習性:法布爾把若干個毛毛蟲放在一隻花盆的邊緣上,首尾相連接,圍成一圈;花盆周圍不到六英吋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蟲喜歡吃的鬆針。毛毛蟲開始一個跟著一個,繞著花盆沿,一圈一圈走,一個小時過去了,一天過去了,毛毛蟲們還在不停地轉圈兒,一連走了七天七夜,終因饑餓,力盡而死。明朝時的知識分子,又何嚐不是毛毛蟲的狀態呢?他們所謂的勇氣,也只是緊緊跟在權威的身後循序而行。如果沒有權威,他們就會造出一個,然後頂禮膜拜,魚貫而行。他們讀聖賢書,走聖化路,做聖人之徒。他們從不會討論製度本身的合理性,他們所有的任務,就是證明現存製度的合理性!

  (三)古已有之的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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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話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曆史境遇與法布爾的毛毛蟲實驗並不完全吻合。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脫離了毛毛蟲們爬行的軌跡,他們不但遇不上鬆葉,過不上所謂的美好的日子,相反,他們可能活不過七天,會立即斃命,而且是以一種更恐怖的方式。如果說儒學政治化打斷的是知識分子之膝蓋的話,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則給知識分子戴上了緊箍咒。

  秦皇的“焚書坑儒”,一下子坑殺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開文字獄之端。

  漢宣帝在文字獄方面,又有所發明。首先是蓋寬饒案。蓋寬饒喜上書批評時政,大概用的是當今的雜文體,偶而來個小諷刺什麼的。殊不知,聖上最不喜歡的就是文人那些小彎彎腸子。有一次,蓋的奏疏里出現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宣帝看了不高興,把蓋的奏疏發下,命群臣議罪。眾所周知,漢是知識分子政府,沒想到這些知識分子官僚們很爭氣,從這些話里讀出了這樣的意思:蓋寬饒想要皇帝禪位!這還了得,所以,沒等到有司治罪,蓋就自盡——自絕於人民了!

  宣帝製造的第二樁文字獄案是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楊惲也是典型的禦用文人,喜歡揭發別人不忠,終於也被別人揭發了,被免為庶人。做了庶人的楊惲,自然心有不甘,偶有牢騷。家庭里面鬧革命,有個仆人舉報了楊惲,宣帝派人搜查,查出了一個關鍵的證據——楊惲給友人的書信《報孫會宗書》。書中自然有些牢騷,最後楊惲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處以腰斬。

  其實,令人悲哀的並不是皇帝殺了幾個文人,而是皇帝這般殺文人,導致三個惡劣的傳統:其一,文字的解釋權歸皇帝本人;其二,文人之間的攻訐之風,說得不好聽些,是狗咬狗;其三,也是最壞的一個傳統,文人沒有自己的私人空間,也就是,官方可以隨便跑你家里,收你的書信。這一傳統,在“文革”時被發揮到極致。至於知識分子,更有把書信自動上交組織的。這種做法,在現代的中國家庭、中國教育界,遺毒還不少,比如家長、教師理直氣壯地私拆子女和學生的信件。侵入私人空間,不但沒有恥辱感,反而有很強的道德感,這種傳統,也算是世界一絕了!

  文字獄搞得最有聲色的,當數朱元璋。皇帝生日或節日,各地官吏都要上賀表,雖然是些陳詞濫調,朱皇帝卻很喜歡。問題是文字獄不是個科學問題,遵循的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這些遊戲規則,所以,馬屁沒拍好,卻拍沒了自己的小命。有些馬屁文章,內有“作則垂憲”、“睿性生智”、“天下有道”等詞。朱老師將“則”念成“賊”,將“生”念成“僧”,“有道”讀成“有盜”,將“光”理解成“禿子”等,如此諷刺全國人民的導師,不殺你殺誰?

  有些知識分子也不傻,隱居不仕,不陪朱老師玩,惹得朱老師老大的不痛快,說:“安有懷大材,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總之,不出面幫助皇帝治國平天下,就不是好人。儒士夏伯啟自斷手指拒絕出仕,朱老師一聽急了:“人之生,父母但能生其身體而已,而保命在君……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最後,夏伯啟被抄家梟首。朱老師由此規定:士大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也,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總之,惹不起,也躲不起,只有掂著小命陪皇家玩到底了。

  (四)清朝的文字獄

  清朝統治者對明朝留下來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撫辦法(按梁啟超的說法,那叫誘奸),一面對不服統治的,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就在康熙帝即位的第二年,1663年,有官員告發,浙江湖州有個文人莊廷鑨,私自招集文人編輯《明史》,里面有攻擊清朝統治者的語句,還使用南明的年號。這時候,莊廷鑨已死去,朝廷下令,把莊廷鑨開棺戮屍,他的兒子和寫序言的、賣書的、刻字的、印刷的和當地官吏,被處死的處死,充軍的充軍。案件前後株連數百人。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發,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對南明政權表示同情態度,又用了南明的永曆帝的年號,就下令把戴名世打進大牢,判了死刑。這個案件牽連到他的親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

  雍正帝統治下,文字獄也更多更嚴重,最出名的是呂留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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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留良也是一個著名學者。明朝滅亡以後,他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就在家里收學生教書。有人推薦他博學鴻詞科,他堅決拒絕了。官員勸他不聽,威脅他也沒用,後來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了頭當和尚。官員們也拿他沒辦法。

  呂留良當了和尚之後,躲在寺院里著書立說。書里面有反對清朝統治的內容。幸好書寫成了,沒有流傳開去,呂留良死了,更沒被人注意。

  有個湖南人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學問十分敬佩,就派了個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下來的文稿。

  張熙一到浙江,不但打聽到文稿的下落,還找到呂留良的兩個學生。張熙跟他們一談,很合得來。他向曾靜彙報後,曾靜也約兩人見了面,四個人一商量,就估摸著想推翻清王朝。

  他們懂得,光靠幾個讀書人辦不了大事。打聽到擔任陝甘總督的漢族大臣嶽鍾琪,掌握很大兵權,因為討伐邊境叛亂的時候立了戰功,受到雍正帝重用,就想利用嶽鍾琪反清。可笑的是,他們的策反策略全是書生式的,試看張熙如何勸說嶽的:“將軍跟清人是世仇,您難道不想報仇?”

  嶽鍾琪:“這話從哪兒說起?”

  張熙說:“將軍姓嶽,是南宋嶽忠武王(就是嶽飛)的後代,現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金人。嶽王當年被金人勾結秦檜害死,千古稱冤。現在將軍手里有的是人馬,正是替嶽王報仇的好機會呢。”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所謂的嶽飛的後代,從張熙嘴里套出全部情況,把他們一窩兒告發了。嚴格來講,這案子不單單是文字獄,因為它真的是反革命案件,一點也不冤。至於其他,則大都是冤的,比如翰林官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音bì)字,雍正帝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忽忽,惡心我們大清民族不識字,誹謗嘛,殺!

  雍正時有一個典型的文字獄案,叫查嗣庭試題案。查嗣庭是康熙朝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據科舉八股文命題的慣例,他選《詩經•商頌》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維民所止”的命題。不料卻被人告發借出題名義用“維”、“止”二字影射“雍正無頭”,諷刺時事,居心叵測。於是雍正下令將查氏革職問罪。結果,查嗣廷在獄中冤死,仍被處以戮屍梟首,子輩株連死罪,家屬流放。

  乾隆在搞文字獄方面,絕對不亞於自己的父祖們,乾隆二十年(1755),皇上看胡中藻不順眼,便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試題及詩文,以其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中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七字,指責詆毀乾隆年號;以其所寫《堅磨生詩抄》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指責故意在清國年號加“濁”字;詩中還有“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說成是辱罵“滿人”;又有“老佛如今無疾病,朝門聞說開不開”句,被指斥是譏諷乾隆的朝門開不開。總之,數罪並罰,胡中藻被判處斬首。

  科學家曾做過一個有趣的實驗:他們把跳蚤放在桌上,一拍桌子,跳蚤迅速跳起,跳起的高度均在其身高的100倍之上,堪稱世界上跳得最高的運動員,這一點,倒跟知識分子的超越性有點類似。可惜的是,科學人員在跳蚤的頭上罩上一個玻璃罩,再拍桌子,跳蚤一跳,碰著了頭,再拍,再跳,再碰,連續多次後,跳蚤適應了玻璃罩,不再跳那麼高了,每次跳躍,總會保持在罩的高度以下。科學家繼續改變罩的高度,跳蚤也跟著改變自己的跳躍高度,最後,玻璃罩接近桌面,再也沒有跳躍的空間了,於是,跳蚤變成了爬蚤。

  如果說科舉的八股製文讓中國知識分子終身俯在了一條狹窄的羊腸小道上,那麼,高懸在頭上的文字獄,則猶如跳蚤頭上的玻璃罩,於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慢慢地集體趴下。清朝學者鑽進書齋,趴到了故紙堆里,大搞特搞繁瑣不堪的考據之學了。

  其實,最讓人悲哀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幫助統治者打江山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給自身打造一個安全的堡壘。這一點,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跟農民這個階層一樣的懵懂無知,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已。站在這個角度,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盲草民們又有什麼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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