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億:和尚出身的朱元璋 為什麼要與和尚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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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皇帝當和尚是初衷,如梁武帝。

  有些皇帝當和尚是出身,如明。

  明朱皇帝元璋還在朱和尚重八的時候,顯然日子過得很苦,但因為有個和尚的身份,也算在亂世中有了糊口的本錢。亂世流離,冷暖自知。在朱重八從事革命事業之前,應該感受到佛教對於這樣一個失孤小孩的照料,點滴在心,念念不忘。

  在戰爭的年代,朱重八還很有效的利用了佛教信仰網絡來動員其追隨者跟他一起戰鬥。而朱元璋本人,卻不至於將他的信仰一直保持虔誠下去。

  佛教對於皇帝對此世相萬千有無深刻的啟蒙。我們不得而知。朱皇帝元璋日後從政,並非全無善念,但殺戮之心之烈也不大像一個佛徒。

  元朝末年,戰爭連連。寺廟被焚毀,十餘二三。但信仰的網絡倒是未被摧毀。在苦難的民間,越是艱苦的環境,越是堅定人們的信念。

  朱元璋從中受益,他的部隊所向披靡,最終獲得政權。所以他也懂得感恩。

  他登基的開始十年。命令朝廷向寺院捐贈。並出資修繕寺廟。他還賞賜給寺廟許多免稅的土地。甚至讓僧人參與他的朝廷事務。派他們作為外交使節出使。還任命和尚做王府的顧問。

  也許皇帝那段時間,也確實比較閑在,他還將全國幾乎所有的高僧一一請到首都聊天。戰後的國家,滿目瘡痍。於是他讓高僧們齊聚南京的寺廟里,超度那些戰亂中喪生的亡魂。接連兩年的廣薦法華會,成為唐朝以來高僧規模最大的盛會。

  皇帝似乎無比的信任佛教,使之幾乎成為官方宗教的樣子。寺廟不但可以不受拘束的打理自身的事務,還可以從國家那里拿到豐厚的補助。皇帝登基十年,對於佛教幾乎不插手,唯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頒布法令,恢複過去的度牒製度——和尚去京城僧録司領取度牒,登記自己的身份,而有司只是將這些身份造冊,然後複印下來送到各個寺廟,以便寺廟方及時方便的確定每個遊方僧人的身份。

  國家只是幫忙做了身份管理而已,而和尚剃度這件事,依舊由寺廟自己執行。簡單的說,國家沒有把手伸到寺廟當中去,皇帝樂見寺廟保持相對獨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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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好光景不長,這年,發生了胡惟庸案件。有人說胡惟庸是中國最後一個實至名歸的相國。此後,中國再無丞相。所以此案意義重大。

  胡惟庸案說起來撲朔迷離,實際上,就是帝權向相權開戰而已。胡案連累到幾萬人受到牽連,對這個國家也起到了非常微妙的變化。皇帝說,以後我們不再設立丞相職位,後代也不許立,有誰提出建議的話,就將他淩遲,將他全家處死。皇帝也是人,當時的口氣非常草根,他的旨意狀似發出毒咒,像一個怨婦。

  有傳說,胡惟庸請皇帝到他們家看西洋景(他們家挖出了一個有異像的噴泉),出宮的時候,據說皇帝的馬驚了,被一個名叫雲奇的太監拉住。皇帝這才驚覺胡家的上空陰雲密布。派人勘查,發現胡家埋伏著甲兵。才確定胡惟庸謀反。那個名叫雲奇的太監,在史書上查無實據。但明朝後來的皇帝,深度依賴太監也是不爭的事實。

  皇帝恨的是一個職位而不是一個人。怎麼說呢,皇帝並非睡不著覺怪床歪而已,他也算懂得總結客觀規律,懂得從根子上找問題。因為不是人出問題,而是製度出問題。

  至於製度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就不要難為皇帝的判斷力了。只能說,我們大致看出朱皇帝元璋的辦事風格。揪出蘿卜帶出泥,揪蘿卜的力道,決定了泥能帶出多少。朱皇帝元璋是此中高手,他辦的案子,沒有不牽連廣泛的。他的土地上,處處深坑,以致人們忘了里面只是種了蘿卜而已。

  所以此案不久,佛教的好日子也跟著到頭了,雖然找不出兩者間的牽連,但也不怎麼奇怪。宛如看出丞相製度對於帝權的掣肘,皇帝也看出佛教對於這個政權穩定的某些隱患。這距離皇帝登基以來已經有了十年的光景。他對著那些昔日歡喜的僧人們露出了鄙夷的神色。然後,開始出手了。

  首先,他將他對於全國的寺廟進行登記,然後將佛教的所有教派分為“禪,講,教”三派。禪派清修,講派學習,教派呢,就負責深入民間向人們布道和舉辦儀式(喪禮)。各司其職,各安本分。

  將信仰以官僚體製化進行簡單的分類,雖不足以得到合適的學術解釋。但越簡單的分類,越有利於官方的管理,而跨教義分歧的分類,使不同意見的僧人們不得把精力浪費於內鬥——總之使這些懶散和尚不再自由自在。再然後,可以按照國家的意誌,幫助皇帝進行道德的宣講,強化意識形態。皇帝此舉可謂一石數鳥。

  接著,皇帝命令向所有縣以上的寺院派出會計,也就是所謂“砧基道人”。這些人負責寺廟的財務管理,保護寺廟土地不被買賣。並負責寺廟的外聯事務,比如與地方官員聯系,交涉寺廟的賦稅問題。

  當然皇帝並非關心寺廟的財務狀況,而是通過設立此職,以確保僧人們有條件呆在寺廟里,不用出去拋頭露面到處化緣。皇帝希望將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有所隔離。雖然事實證明,這個通過行政命令試圖保留土地不被買賣的方式,在明代這個商業化很充分的社會里,顯得意義不是很大。

  再接著,皇帝發布了“百日諭令”,要求在一百天內,強行推動寺廟的合並。將所有的小型寺廟合並到大寺廟中,看起來是強強聯合,做大做強,事實上,不過無非借此手段大量淘汰掉寺廟。並獲取寺廟房屋以用他途,此舉超過了曆史上大多數行政干涉佛教的力度,這場運動,當時就使寺廟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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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效果明顯,皇帝意猶未盡。1394年,洪武皇帝對於佛教最後一次干預,他頒布《避趨條例》,規定僧人不許化緣,不得與士紳聯系,不得與官員俗人為朋,不得接受未成年人為沙彌。僧人們必須住在規定的寺廟之中,不要亂出門。

  也在這一年,《金陵梵刹誌》記錄了皇帝說的這句話,他說,邇年以來踵佛道者,未見智人,但見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

  與23年之前,皇帝對於僧人的嘉許“若僧善達祖風者,演大乘以覺聽,談因緣以化愚”。比較起來,已是深深的失望。當然,這何止於一個前輩僧人對於後輩墮落的惱羞成怒。

  皇帝看到的,當然不止於部分僧人的墮落,更大的可能,是對於國家治理指導與製度的認識發生了改變。猶如革命者發現革命理論並不能維護一個正常社會之穩定。當朱皇帝元璋意識到對於這些昔日同道的嘉許以及放任,並不能有幫助他的政權保持發展時候,做出改變使多麼順其自然的事情。

  尤其是在他為了為了後代清理執政道路,對那些居功的老革命同事痛下殺手之際,忽然意識到,掌握輿論工作的重要性,試想,那些遊方和尚在市井巷陌對於無知民眾的碎嘴該是多麼討厭。他們又如何將這些宮廷殺戮的血腥事件添油加醋的描述擴撒到民間去。

  更何況這些閑的蛋疼的僧人們,窮極無聊,未必不生異端。假如讓他們與老百姓緊密結合,妖言惑眾怎麼辦。

  即便是得道高僧,他們在宣揚善念的時候,假如不進行合理的引導,任由百姓將其與皇帝對於革命老臣狀似忘恩負義的政治行為聯系在一起。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朝廷要注重理論引導工作,而宣講的和尚,更要掌握住宣傳部門的主旋律定調。假如放任自流,想想都是多麼危險的事情。

  所以皇帝下決心管理佛教的其中關鍵,還在於國家意誌,與僧人對這俗世所能施加的公共權威的衝突。當然,朱皇帝元璋的手段想來粗暴,看似雷厲風行,當時也頗見成效,但是後果就不值得檢驗了。

  略舉兩例,一是,洪武皇帝去世,他報以期待的孫兒建文帝的政權很快被燕王朱棣篡奪,而輔助朱棣的,就是一個和尚,名叫姚廣孝。

  一是,朱元璋恢複的度牒製度,到明成祖朱棣時代更是加強管理,但很快,也就100多年的時候,景泰皇帝為了增加一點國家收入,開始對度牒進行買賣。意識形態終於讓步於財政收入。意義也就被消解了。

  曆史證明,堵住不同聲音的嘴,就以為彰顯自己的正確。隻不過粗暴拒絕別人提醒你的善意而已。

  當然,曆史也證明,曆史這玩意,基本沒有前車之鑒,但往往存在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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