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為什麼會淪落到家破人亡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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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羹堯(1679年-1726年)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間人,進士出身,官至四川總督、川陝總督、撫遠大將軍,還被加封太保、一等公,高官顯爵集於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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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運籌帷幄,馳騁疆場,曾配合各軍平定西藏亂事,率清軍平息青海羅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戰功。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得到雍正帝特殊寵遇,真可謂位極人臣。

  但次年十二月,風雲驟變,他被雍正帝削官奪爵,列大罪九十二條,賜自盡。

  

  年羹堯的失寵和繼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第二次進京陛見為導火線的。

  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統範時捷、直隸總督李維鈞等跪道迎送。

  到京時,黃韁紫騮,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員跪接,年羹堯安然坐在馬上行過,看都不看一眼。

  王公大臣下馬向他問候,他也只是點點頭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態度竟也十分驕橫,“無人臣禮”。

  年羹堯進京不久,雍正獎賞軍功,於是京中傳言這是接受了年羹堯的請求。又說整治阿靈阿(皇八子胤禩集團的成員)等人,也是聽了年羹堯的話,這些話大大刺傷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堯結束陛見回任後,接到了雍正的諭旨:“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若倚功造過,必致反恩為仇,此從來人情常有者。”

  在這個朱諭中,雍正改變了過去嘉獎稱讚的語調,警告年要慎重自持,此後年羹堯的處境便急轉直下,直至後來逐漸失寵獲罪,被雍正賜死,是何緣由讓年羹堯落得如此下場?

  分析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堯自恃功高,驕橫跋扈之風日甚一日。他在官場往來中趾高氣揚、氣勢淩人:贈送給屬下官員物件,“令北向叩頭謝恩”;發給總督、將軍的文書,本屬平行公文,卻擅稱“令諭”,把同官視為下屬;甚至蒙古紮薩克郡王額附阿寶見他,也要行跪拜禮。

  對於朝廷派來的禦前侍衛,理應優待,但年羹堯把他們留在身邊當作“前後導引,執鞭墜鐙”的奴仆使用。

  按照清代的製度,凡上諭到達地方,地方大員必須迎詔,行三跪九叩大禮,跪請聖安,但雍正的恩詔兩次到西寧,年羹堯竟“不行宣讀曉諭”。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進呈其出資刻印的《陸宣公奏議》,雍正打算親自撰寫序言,尚未寫出,年羹堯自己竟擬出一篇,並要雍正帝認可。

  年羹堯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儀,“禦前箕坐,無人臣禮”,雍正心中頗為不快。

  第二,結黨營私。當時在文武官員的選任上,凡是年羹堯所保舉之人,吏、兵二部一律優先錄用,號稱“年選”。

  他還排斥異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以陝甘四川官員為骨干,包括其它地區官員在內的小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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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兒女英雄傳》所寫紀縣唐實指年羹堯,說他是經略七省的大將軍,“他那里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這些都是藝術上的誇張,與實際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說明年羹堯的勢力之大。

  許多混跡官場的拍馬鑽營之輩眼見年羹堯勢頭正勁、權力日益膨脹,遂竟相奔走其門。

  而年羹堯也是個注重培植私人勢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親信,“異己者屏斥,趨赴者薦拔”。

  比如他彈劾直隸巡撫趙之垣“庸劣紈絝”、“斷不可令為巡撫”,而舉薦其私人李維鈞。

  趙之垣因此而丟官,於是轉而投靠年羹堯門下,先後送給他價值達20萬兩之巨的珠寶。

  年羹堯就借雍正二年進京之機,特地將趙之垣帶到北京,“再次懇求引見”,力保其人可用。

  遭年羹堯、趙之垣參劾降職的江蘇按察使葛繼孔也兩次送上各種珍貴古玩,年羹堯於是答應日後對他“留心照看”。

  此外,年羹堯還借用兵之機,虛冒軍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別當上了直隸道員和署理副將的官職。

  第三,貪斂財富。年羹堯貪贓受賄、侵蝕錢糧,累計達數百萬兩之多。

  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頓吏治、懲治貪贓枉法是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在這種節骨眼上,雍正是不會輕易放過的。

  雍正對年羹堯的懲處是分步逐漸進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堯陛見離京前後,此時雍正已作出決定,要打擊年羹堯。年羹堯離京後接到的那份朱諭就是對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給有關官員打招呼。

  一是雍正的親信,要求他們要與年羹堯劃清界限,揭發年羹堯的劣跡,以爭取保全自身;

  二是年羹堯不喜歡的人,使他們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堯了,讓他們站穩立場;

  三是與年羹堯關係一般的人,讓他們提高警惕,疏遠和擺脫年羹堯,不要站錯了隊。這就為公開處治年羹堯做好了準備。

  第三步把矛頭直接指向年羹堯,將其調離西安老巢。

  到了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雍正對年羹堯的不滿開始公開化。年羹堯指使陝西巡撫胡期恒參奏陝西驛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說這是年羹堯任用私人、亂結朋黨的做法,不予準奏。

  年羹堯曾經參劾四川巡撫蔡珽威逼所屬知府蔣興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罷官,經審訊後定為斬監候;而年羹堯的私人王景灝得以出任四川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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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雍正已經暗下決心要打擊年羹堯,蔡珽被押到北京後,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監禁起來,反而特地召見他。

  蔡珽陳述了自己在任時因對抗年羹堯而遭誣陷的情況,又上奏了年羹堯“貪暴”的種種情形。

  雍正於是傳諭說:“蔡珽是年羹堯參奏的,若把他繩之以法,人們一定會認為是朕聽了年羹堯的話才殺他的。這樣就讓年羹堯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

  因此,雍正不僅沒有給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禦史,成為對付年羹堯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出現了“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的所謂“祥瑞”,群臣稱賀,年羹堯也上賀表稱頌雍正夙興夜寐,勵精圖治。

  但表中字跡潦草,又一時疏忽把“朝乾夕惕”誤寫為“夕惕朝乾”。

  雍正抓住這個把柄借題發揮,說年羹堯本來不是一個辦事粗心的人,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個字“歸之於朕耳”。

  並認為這是他“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所以對他在青海立的戰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

  接著雍正更換了四川和陝西的官員,先將年羹堯的親信甘肅巡撫胡期恒革職,署理四川提督納泰調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亂。

  四月,解除年羹堯川陝總督職,命他交出撫遠大將軍印,調任杭州將軍。

  最後一步是勒令年羹堯自裁。

  年羹堯調職後,內外官員更加看清形勢,紛紛揭發其罪狀。雍正以俯從群臣所請為名,盡削年羹堯官職,並於當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堯押送北京會審。

  十二月,朝廷議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審判結果,給年羹堯開列92款大罪,請求立正典刑。

  其罪狀分別是:大逆罪5條,欺罔罪9條,僭越罪16條,狂悖罪13條,專擅罪6條,忌刻罪6條,殘忍罪4條,貪婪罪18條,侵蝕罪15條。

  雍正說,這92款罪狀中應服極刑及立斬的就有30多條,但念及年羹堯功勳卓著、名噪一時,“年大將軍”的威名舉國皆知,如果對其加以刑誅,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難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殺戮功臣的惡名,於是表示開恩,賜其獄中自裁。

  年羹堯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職,嫡親子孫發遣邊地充軍,家產抄沒入官。叱吒一時的年大將軍以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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